古代史：明朝在辽东的军屯，随着明朝统治的日渐腐朽，日渐衰落
明代后期基本上是以守城为主，田耕种为辅助。明代户籍分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军户单独成籍，兵丁固定在一定的卫所，终身不能改籍，为军者世袭为军，法律规定严禁军籍改民籍。兵丁一旦伤亡、老疾，仍由原军户出壮丁顶补。被调拨辽东的军士都必须携带女子、余丁以及余丁的家属一同迁来辽东安家落户。按当时惯例，每一正军只有在营余丁一人，户下余丁一人，而辽东则每一正军，佐以余丁三人或四人。壮丁出征，路费及置办军装等皆由军户负担，实际上都落在余丁身上。按照当时规定，余丁除帮贴正军而外，不再负担其他差役。正军除每月领取仅有的月粮一石、月盐二斤，均靠余丁帮贴，使得正军“衣甲器用皆有所资”。
正如《全辽志·兵政志》所说，辽东“在昔盛时，武士奋击称雄长诸镇者，以户有余丁，丁有余力…而在操者又给以帮丁，终岁得徒手饱食，欲满意足，得以养其矫健之气而逞其战斗之心”语虽夸张，但这些余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明初到成化年间，余丁的主要职责只是帮贴正军。但成化以后，“耕作之业，率归舍余”，余丁的主要职责变成屯种纳粮，实际上余丁变成了屯田正军，这是当时辽东屯田的一支新的力量。军户仅一名正丁被指派到固定的卫所当兵，间或有一军户出二三名正丁的。
这些正丁在卫所中或为操军，或为屯军，操军主要职责是打仗，屯军主要职责是屯种纳粮。每一屯军种田五十亩，在严格的军事编制下从事屯种，以辛勤劳动所得交纳租赋屯粮、屯草。屯田军所屯种的土地属于明朝地方所有，屯军只是佃种。明初于辽东大兴军屯时，农具、耕牛、种子概由地方贷给，以后即由屯军自行解决，屯军从事的完全是一种无偿的劳动。各地的从征、谪发及归附之人，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互相交流，大大提高了生产水平。种子、耕牛缺乏，明廷从各地予以调拨。洪武年间，辽东耕牛主要靠政府从他处调进或从马市购进。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辽东都司屯牛已有一万三千八百七十八头。永乐年间，一次就从邻近的国外购进耕牛上万头，发给辽东各卫所。
宣德年间，明廷又从近地调选耕牛上万头至辽东。此外，明后期还迁大批江淮齐鲁之民下辽东以实边，使本来地广人稀的辽东逐渐人口繁盛起来，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使得本来榛莽瓯脱之区，很快出现“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的繁荣景象。特别是辽东都司的所在地辽阳附近，已是“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正是辽东广大军屯士卒的辛勤劳动，开发了辽东，才带来了辽东的繁荣昌盛。他们要交纳高额的屯粮和屯草，承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洪武年间刚在辽东大兴屯田时，曾于洪武二十九年规定十年以后始收其租。
自永乐年间开始，租额逐渐增加。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年间，辽东所存屯军只有一万六千七百人，而岁征屯粮十六万七千九百石，每个屯军要纳十石屯粮，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此外，屯军还得承担各种杂役。本来永乐年间颁布的“红牌事例”曾规定对屯军“一钱不许擅科，一天不许擅役”。但实际上，修边墙、筑城堡等杂役都佥派屯军。卫所军官经常役使屯丁充任私役。弘治年间，光是右少监刘恭一人，就私役军余千人。卫所屯田军士实际上已成为明王朝和卫所军官的奴仆。随着明朝统治的日渐腐朽，辽东屯田也日渐衰落。自宣德年间开始，由于军屯土地被卫所军官侵夺，辽东的军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由于驻守边镇的亲王、太监、都司卫所军官的恣意侵刻，大量军屯土地被转入太监及官吏私人手中。例如，“辽东镇守太监白怀、已故镇守总兵麻循、监工具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而经管屯粮的官吏，却不管屯田士卒手中有无屯田，照样催逼屯粮。许多屯田军士既缺食粮，又无来年种田的粮种，于是纷纷逃亡。屯军的大量逃亡，导致明代后期屯田荒芜现象十分普遍。被迫束手无措，明廷只好以屯军的“余丁”顶补。自成化年间开始实行“科田”法，即招民佃种屯地。
在小编看来看来民人佃种军屯田土，标志屯田已向民田转化。隆庆时，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奏准，对辽东荒芜的屯田“无分官旗舍余，寄籍客户，听其自行认种，各照顷亩，先给牛种，待五年之后，若有收成，仍分别上、中、下，办纳屯粮，其有逼临虏穴及工力繁难者，永不起科”，承认军屯田土可以自行耕种。到崇祯二年在辽东推行了几乎整个有明一代的军屯制度彻底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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