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伐鬼方：西周早期的一次重大战役，攻占了鬼方中心聚落李家崖
文/杜勇
周康王继位后，西周王朝开始把经略四方的重点转向南土。但对北方部族的来犯，亦必兴师征伐，以保障南土经营战略的实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作乱，遂命南宫盂率师讨伐，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此事文献失载，唯见于小盂鼎铭文。小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今已失传，仅存铭文拓片。器铭所载为康王命盂伐鬼方、告功返京、献俘庆赏等内容。此役杀掠数量之大，为西周所仅见。其间有何奥秘，值得仔细探讨。
大体活动于晋西北与陕东北
鬼方是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甲骨卜辞已可见及。“鬼”字从人象鬼头，与《说文》相合。西周金文其字形略异，小盂鼎铭和梁伯戈铭增加形符，似带“击”义，然不碍其为一字，或表明鬼方具有重武好战的族群特性。由于鬼方卜辞较少，而武丁屡伐（上工下口）方，董作宾等以为（上工下口）方即鬼方，不被认同。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读鬼方为“畏方”，以其音变而为昆夷、薰育、猃狁，视为一族之称，亦非确当。后经学者深入研究，鬼方在甲骨金文中应为独立的族群名称，今已渐成共识。
对于鬼族的考索，王国维有开创性贡献。他把鬼方与昆夷、猃狁视为一族，又说鬼方为“游牧之族，非有定居”，其活动范围自宗周之西（汧陇之间）而包其东北，这都是不可取的。但他由梁伯戈铭以证“鬼方蛮”在梁伯国（今陕西韩城）之北，又以《国语·郑语》所言“隗”国为晋之西北诸族，却对我们探寻鬼方的活动地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文献上看，《诗·小雅·荡》“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是汉儒不以鬼方为部族名，更不知其居邑何在。东晋干宝注《易》始言“鬼方，北方国也”。《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引《括地志》云：“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不管是邺县（今河北临漳）还是滏阳（今河北磁县），均距河南安阳不远。此与古本《竹书纪年》称殷末“西落鬼戎”的方位不合，应是后起的讹传。王玉哲《鬼方考》对鬼方地域详加考订，以为在山西南境，与事实相近。晋南侯马、曲沃一带，周初属于晋国政治疆域，鬼方当在其北。从考古发现看，在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山地，以石楼—绥德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不同于商系文化系统的旌介类型，而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所代表的族体基本上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此支文化在年代和地域上与李家崖文化基本相合，后被归入李家崖文化的范畴。李家崖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1983年在陕西省清涧县李家崖村发现的一座商周古城址，发掘者定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年代上限为殷墟一期，下限为西周早期。李家崖城址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特别是出土的三足瓮口沿上刻有“鬼”字陶文，与甲骨文从鬼从人（正面）的鬼字大体一致，说明居住在这里的族群当是自称为“鬼”的鬼方主体。学者据以判定李家崖文化是与鬼方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是可信从。由此推测，鬼方大体活动在晋西北与陕东北黄河两岸的高原地带。
鬼方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有的部落可能以游牧为主，但李家崖古城的人群应已定居，至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清涧李家崖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城内面积近7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房屋、窖穴，也有青铜、石、骨、玉等生产工具，还有“稷”一类谷物，以及家畜、野生动物骨骸的出土。这表明此地先民从事农、牧、猎多种生产活动，并非单纯以游牧、狩猎为生。在古城的东部，有一座规模较大、布局严整的院落式建筑，四周筑有夯土围墙。院内房子分布井然有序、别具一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整体布局与古书记载的宗庙、宫室有相同之处，应是城内事神和行政场所。这说明李家崖古城可能是当时鬼方各部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
对鬼方实施军事打击
殷墟卜辞称“鬼方昜”，意即鬼方受到武丁征伐，飞扬而去。《周易·既济》爻辞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或与此有关。古本《竹书纪年》载，商末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说明鬼方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周初授予唐叔虞的“怀（懐）姓九宗”，王国维以为即鬼方的一支，是为卓见。“懐”与褱、褢古本一字，与鬼相通。《汉书·外戚传下》“褢诚秉忠”，颜师古注“褢，古懐字”。褢从衣鬼声，义与褱近。褱亦可借为鬼字，如伯（冬戈）簋说“唯用绥神褱（鬼）”。可见“怀姓九宗”出于鬼方，实即鬼族某支九个家族。周人克商以后，通过对鬼方的分割迁徙来加强政治控制。康王命盂伐鬼方，则是对鬼方实行的严厉军事打击。
据小盂鼎铭文，伐鬼方之战经过了大小两次战役，“俘车”计130辆以上。由于铭文残泐不清，有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确定。这里的“车”当为战车，若是运输辎重的车辆，应如师同鼎称为“大车”。这说明鬼方作战，除了徒兵还有车兵，其物质文化并非如过去想象的那样落后。然而，两次战役俘获类别与杀掠数量颇有差异，值得仔细研究。
盂伐鬼方的两次战役，细加比较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一，两次战役所俘牛羊有别。一次俘牛355头、羊38只；另一次没有牛羊。即使鬼方是游牧部族，作战过程中也没有必要驱赶牛羊随行。可见俘获牛羊的战役应是攻下某一聚落中心的俘获。其二，两次战役所俘车辆的数量不同。第一役战事规模大，获俘车辆较少（30辆）；第二役战事规模小，获俘车辆反而较多（100辆以上）。这说明第二役实际发生在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发生在后。车辆数量少可能只是用于防守，意味着战争的最后防线是其中心聚落。其三，两次战役俘人数量太过悬殊。第二役当为周师与鬼方首次正面交锋，馘杀和俘虏238人，符合当时战争的常态。此可与多友鼎铭记征伐猃狁的漆之战相对比。多友鼎铭文记周军西追猃狁，曾有过四次交战，其中漆之战最为激烈：“甲申之晨，搏于漆，多友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所谓“折首”即斩首，与“馘”即割敌左耳计功相同，因有缺字估计在215人以上。“执讯”即虏获和审讯俘虏，也与“俘人”无异，计23人，俘车117辆。这两次战役杀掠情况大体相当，特别是俘人数量少于杀敌人数，符合战争一般规律。但我们回头看看所谓伐鬼方的第一次战役，便会发现俘虏人数（13083人）接近杀敌人数的（4812人）三倍，这是很诡异的。合理的解释应是此战实为第二次战役，由于最后攻克了鬼方的政治中心，因而得以大量俘虏城中居民、俘获一定数量的车辆和牛羊。
如果李家崖古城是当时鬼方各部的政治中心，那么，盂伐鬼方就有可能在这次反击战中乘胜攻占了鬼方的都邑，从而对鬼方进行了沉重的军事打击。鬼方城邑被攻毁，酋领被俘虏，财产被劫掠，城中居民被俘带走，这对鬼方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灾难。自此之后，鬼方不再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合体，而是分散活动于北方多个地方。
逐渐融合于华夏民族
经过盂伐鬼方的沉重打击，鬼方虽未灭绝，但实力已大为削弱。继之，鬼族的政治活动中心发生转移，由陕东北迁往晋西北的河东一带。西周末年，犹可见到的隗国即是鬼方的遗裔。《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韦昭注此“八国，皆姬姓也”，其说有误。其中的隗国与另外七国以国为氏并为姬姓不同，而是姓氏与国族名的统一体。
王国维读鬼方为“畏方”，以鬼为畏的借字，正好把事情弄反了，因而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又说隗国即“怀姓九宗”，也与事实不合。“怀姓九宗”早在周初即被授予唐叔，成为晋国治下之民，西周末年不可能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王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正确揭示了鬼方之“鬼”，一变为“媿”，再变为“隗”，隗为国名又是族姓之名，且源出鬼方。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鬼方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春秋时期的隗姓，被称为狄人，狄或作翟。狄之种类繁多，要分赤狄、白狄、长狄三类。《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欲以狄女为后，富辰以为不可，他说：“狄，隗姓也……夫礼，新不间（代）旧，王以狄女间姜、任，非礼且弃旧也。”富辰说狄为隗姓，王国维也说隗姓为诸狄之祖，不免过于笼统。《潜夫论·志氏姓》说：“隗姓赤狄，姮（姬）姓白狄。”可见狄人内部的族姓未必划一。但赤狄为隗姓，应无可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别种也，隗姓。”《国语·郑语》说：“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这说明春秋时期的赤狄就是西周隗（鬼）国的后裔。
春秋之世，戎狄为祸，尤以赤狄为烈。清顾栋高《赤狄白狄论》说：“（赤狄）合诸部为一，力大势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卫，灭温伐周，又能仗义执言，救齐伐卫，以齐、晋之强，莫之能抗也。”及至《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败赤翟“灭潞”，宣公十六年晋“灭赤狄甲氏及留吁”，乃不见赤狄为患。
综上所述，小盂鼎所记康王二十五年盂伐鬼方，是西周早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对于巩固西周西北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此役打败了鬼方军队的主力，攻占了鬼方部族的中心聚落即李家崖古城，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之后，鬼方遗裔的政治活动中心由陕东北转向晋西北河东一带，又形成隗姓方国。春秋之世，隗姓赤狄一时为患甚烈，至晋国灭掉赤狄诸部，乃逐渐融合于华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