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凌： 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甘肃贸易

（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丝绸之路”的发展和朝贡贸易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即今新疆各民族政权经过东汉以来的互相兼并，益趋减少。汉时西域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国，三国时兼并成二十国，到北魏太武帝太延时（435年—440年），又只有十六国。它们对内地政权“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丝绸之路也有新的发展。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三国时丝绸之路有三条，具体是：

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县度（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入大月氏（位于今阿姆河一带），为南道。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在今新疆罗布泊东）北头，经居卢仓（在今新疆罗布泊北岸铁板河北），从沙西井转甘肃，过龙堆（在今新疆罗布泊和甘肃敦煌市古玉门关之间），到古楼兰（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北岸），转西诣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东），至葱岭，为中道。

从玉门关甘肃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今甘肃瓜州县）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中亚、西亚等地的使臣、商人，就是通过这三条道路，进入玉门关，经河西、陇右而与中原内地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西域使臣或商人入玉门关后，当地政府有一套严密的接待管理制度。如仓慈为敦煌太守时，鼓励中西通商，西域商人“欲之洛（阳）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现物与其交市，使吏民护道路”。（《三国志·仓慈传》）这是说，当时一部分西域商人在河西市场上就近交易后就返回，一部分经河陇深入内地直至京师洛阳，只要胡商在当地办理“过所”即通行证，就可以放行，并在贸易后由官府派人护送出境。

前凉政权铸造的“凉造新泉”钱

北魏“不设科禁，买卖任情”。（《魏书·韩麒麟传附显宗传》）就是不设禁令，放开交易渠道。魏孝明帝正光时（520年—525年），由于水旱兵荒，国家粮储缺乏，停止给百官发酒，但对远蕃使客，照例供给，“不在断限”。这是鼓励通商，照顾远使客商的一个例证。正是在这类照顾下，丝绸之路在北魏时又有新的发展，据《北史·西域传》记载：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沙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帕米尔高原），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中亚古国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中亚古国名），为一道焉。

史书上累代不绝地详载丝绸之路的走向及其变化情况，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乱，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并有发展。战乱只能暂时地阻止交通，却不能彻底堵塞甘肃与中原、西域经济文化的联系。前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西域，称扬苻坚的威德，并以彩缯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包括大宛、康居、鄯善、车师、天竺、于阗等。“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鬛，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晋书·苻坚载记上》）文中“凤膺麟身”，是形容大宛献的“千里驹”，胸膛像凤凰的一样圆润，体格像麒麟般美好。车师前部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驮朝见苻坚，引见西堂，寘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因请年年贡献。苻坚以西域路遥不许，只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晋书·苻坚载记下》）

甘肃各割据政权与内地的朝贡贸易一如前代，从未间断。见於记载的，如前凉张轨向晋王朝“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张轨子张寔向晋朝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晋书·张轨传》）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十三年（423年）二月，北凉王沮渠蒙逊遣使进贡於南朝刘宋政权。四月，西秦王乞伏炽磐遣使北魏，贡黄金2斤。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八年（427年）八月，西秦奉贡於北魏。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十二月，北凉王沮渠蒙逊遣使向宋进贡。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十一月，沮渠牧犍遣使向北魏朝贡。仇池氐帅杨难当自称大秦王，如天子之仪，也贡奉於刘宋、北魏不绝。北凉沮渠牧犍永和五年（437年），北凉遣使向北魏、刘宋献方物、图书。（《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三》）

当时，经甘肃与中原进行贡赐贸易的中亚、西亚等地的民族国家，主要有蠕蠕、突厥、嚈哒、大月氏、康国、粟特等。北魏秦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刺史元琛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都有名字。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瓯檠盘盒各百余口，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璃杯，琉璃碗，赤玉数十枚，做工奇巧，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洛阳伽蓝记》卷4）建都於今甘肃成县的仇池国，则利用山上咸泉，汲以煮盐，用于交换。活动於今甘青等地的吐谷浑，“国无常税，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北史·吐谷浑传》）可知其国商人及其资本很雄厚。吐谷浑统治者同样采取既向南朝也向北朝通贡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周末。

甘肃各政权之间的贸易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割据政权、各族上层对奢侈品、办公用品、军需品需求的急迫性和持久性，都促进甘肃各政权之间的贸易。

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物资流通有单向的进贡。如前凉张茂向前赵刘曜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只、黄金380斤、银700斤，诸珍宝、珠玉、方物、美货不可胜数，（《十六国春秋辑补·前赵录》）是一次数额很大的进贡。后凉吕光太安二年（387年），龟兹国向后凉献宝货奇珍、汗血马。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四年（422年），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向魏贡黄金200斤。（《十六国春秋辑补·西秦录》）有纯粹的物资交换，如吕光遣使到于阗市六玺玉。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等，都曾在高昌设立太守，故当时高昌与凉州各政权的贸易很频繁。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年），西域商贾到河西进行交易，当时韩褒为西凉州（今甘肃张掖市）刺史，商货到来，他先让当地较贫穷的人买卖。“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北史·韩褒传》）交易而能使“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其规模之大和效益之高。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砖画宴居图

朝贡贸易主要在官府进行。而甘肃各政权与民间的贸易，各族民众间的贸易，则主要在市场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市场，按规模可分为三类：一是农村集市（民族贸易区又有边市），各族农牧民，小商贩用粮食、皮毛、牲畜、农具等农副手工产品到集市换取生产、生活用品，是边郡集市贸易的主要内容。史载突厥土门统治时期，部落稍盛，开始到塞上来购缯絮，这一购物活动就是在“边市”进行。二是遍布于各州、郡、县治所的“城市”。它既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各族人民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进行交易的，有当地各族农牧民，手工业者，也有从远方招致的商贾。曹魏明帝太和时（227年—233年），西域胡人进贡或贸易来到敦煌，经常受到豪族的控制。豪族与胡人交易，又多欺诈侵侮，不得公平，胡人怨气很大。如前所述，仓慈作敦煌太守后，对胡商多加慰劳。官定平价，又先拿官府现物与其交易，还“使吏民护送道路”（《三国志·魏志·仓慈传》）得到当地民众和胡商的一致好评。三是商业都会。指商业十分繁荣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贸易城市。魏晋十六国北朝，甘肃的商业都会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如凉州、敦煌等城市。在这些商业都会中，经常聚集着很多各国、各地、各族的商人。

货币经济不振及商业贸易的历史作用

魏晋以来，甘肃同中原内地一样，世族地主庄园制生产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大大萎缩，以至有些地方“钱货无所周流”，即货币派不上用场。魏文帝甚至下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就是废止货币，实行物物交换。但货币的流通有其本身的规律，决不是帝王的诏令所能完全禁绝。当时甘肃用钱时断时续。嘉峪关魏晋墓出土文物中，就有64枚铜钱，其中包括半两钱、五铢钱、剪边五铢钱、环钱、货泉、剪边货泉、大泉五十等币种。（《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酒泉十六国墓随葬物中，也有63枚铜币，其中有半两钱、货泉、大泉五十、五铢、小五铢等种类。（《酒泉十六国墓壁画》）这些货币虽然大都是汉代铸造，但魏晋时期肯定仍然发挥着价值尺度、贮藏和支付等职能，否则，还随葬干什么。《晋书·张轨传》记载：晋愍帝时（313年—316年），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说：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武帝泰始年（265年—274年），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

这是说，货币的使用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废钱不用问题很多，应该恢复用五铢钱。张轨采纳他的意见，以麻布为基准发行货币，钱遂大行，人赖其利。一些域外货币也在甘肃市场流通，如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甘肃商业活动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主要的商品范围，一是马、牛、羊等牲畜和珍禽异兽；二是金、骨、漆、玉、玛瑙、琉璃、水晶等宝货奇珍；三是锦组缯纨，绢帛金毡、药材等土特产；四是书籍、经典；五是民间生产、生活用品，如铜铁竹木石农具用具、谷物、布帛、毛皮、毡毯、裘褐等，其中除第五项外，大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所需的奢侈品、文化品和军用品。就是说，这类商业活动对于农、牧、手工业等及民众生活关系不大。各族统治者用来交换的商品，除一部分由官府手工作坊、工场或牧场生产外，大都是以赋税形式向民间征来。因此，这类商业活动愈发达，统治者用以交换的绢帛等土特产需求量就愈大，加在各族劳动者头上的赋税就愈重，其对社会生产和广大劳动者造成的困难也就愈多。从实际情况看，甘肃山高路险，关河重阻，交通不便，无论是河陇与西域，还是甘肃与内地的贸易，都有一个运输困难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贸易，其整体规模都不是很大。只是战乱、交通不便并没有阻断“丝路”贸易，这些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民族、民间贸易，在民众生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 李清凌）

（来源：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