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的主张，对现代有借鉴吗？
因为对话太精彩，所以讲一下这个处处机警的故事。与其说，这是是一篇王道之政的解说词；不如说，这是一篇精彩的游说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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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齐宣王向孟子打听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历史。
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依《史记索隐》的说法）。所以，一国之君的齐宣王打听齐桓晋文之事的目的，不是听故事，而是问霸道。实际就是对孟子发问：夫子有学问！你能给我讲讲齐桓公和晋文公是怎么称霸的吗？因为我也想称霸。
孟子怎么回应？
霸道不是孟子的战场，往这方面引，孟子要么不知所言、要么被牵着鼻子走。虽然齐桓晋文也算接近王道（起码荀子是这样认为的），但与商汤周文的真正王道相比，还差了一级。所以，孟子不能顺着齐宣王的提问对答，而是要把对话引到自己的战场上，即王道和仁政。
于是，孟子说：孔子的弟子没说这两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也没听过。如果非要让我讲，那我就讲讲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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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装孙子地偷换概念：人家问你霸道，而你却非要讲王道。但，装孙子只要装得真诚、装得机警、装得自然，那对手也只能看着你装。套用一个现在的一句话是：只要你觉得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其次，孟子要机警地与对手同步。
孟子的脑瓜，绝对是五百年才出得来一个。游说的能力，完全可以碾压整个春秋战国。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都要比孟子差一个水准。
一个非常厉害的说服手法，是先同步、再领导。而孟子恰在两千多年前给我们做出了一个精彩的展示。
他先讲齐宣王的一件小事：
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牛从堂下经过。就问：要把牛牵到哪里？牵牛人说：牵去“衅钟”。新钟铸成后，要用牛血涂在缝隙上祈福，这是一种礼。齐宣王说：把牛放了吧，我不忍心看它吓得发抖。牵牛人说：那就不“衅钟”了。齐宣王说：礼怎么能废，换只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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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后，齐国的老百姓认为齐宣王太小气，祭祀连头牛都舍不得。于是，孟子再一次机警了：以小见大、借题发挥。
对齐宣王说：他们都误解你了。您不是舍不得一头牛，而是不忍心看着牛死啊。而这就是不忍之心，是王道的开端啊。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一通论证下来，齐宣王彻底被折服了。齐宣王想辩解自己不是小气，却不知道怎么辩解。而孟子却为他成功辩解了，把他从小气鬼塑造成了仁义君主。齐宣王自然大加赞赏：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我是把牛换成了羊，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做；而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但是，夫子您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小气、我是仁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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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完成，齐宣王开始主动接受孟子的“领导”，赶紧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夫子，您赶紧说说：我怎么就合于王者之道了？
第三，孟子要彻底领导齐宣王和此次对话。
人家齐宣王，开始问霸道、现在问王道，你孟子还卖什么关子，赶紧说啊！但孟子还不能直接讲。既然齐宣王已经接受“领导”，那就顺着这股劲儿，把领导贯彻到底。
各种关系中，谁的领导最有权威？可能就是天主教的神父对信徒的领导。因为信徒要向神父告罪，也就是告解。什么叫告解？就是信徒把自己干过的坏事以及想干的坏事，全都告诉神父。然后是什么结果？信仰的结果咱们就不说了，世俗的结果肯定是：神父俨然成了握有权柄的上帝，而信徒在神父面前就跟脱光衣服一样。这种控制力度，谁也没法比，君王也没法比。而孟子就是要把齐宣王的衣服一脱到底：你别跟我装，先脱光衣服再说。
孟子问：您齐宣王不忍心看着一头牛“衅钟”而死，却怎么忍心看着百姓战场送死？您的不忍之心都能落实到一头牛的身上，怎么就不能落到齐国百姓身上呢？您的人生最大快乐就是“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吗？
齐宣王当然否定：不是啊，这并不是我的快乐，我这样做是在求“大欲”。
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孟子马上问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这时候轮到齐宣王装孙子了，“王笑而不言”。
你不说就不说，但我可以替你说。于是，孟子当即指出：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这就等于把齐宣王的衣服全给脱了：你齐宣王就是想要这个，咱就别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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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遮遮掩掩的，只能是齐宣王，而孟夫子则是逼格满满的上帝了。
第四，孟子指出行霸道比缘木求鱼更可怕。
齐宣王是这个“大欲”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是霸道。但，用霸道来追求“大欲”，就等于缘木求鱼。本来要的是鱼，应该退而结网，而你齐宣王却要去爬树，这是在缘木求鱼啊。
但缘木求鱼的结果，并不严重，只是求不到鱼而已，因为树上真的不长鱼。甚至，你爬树还可能摘到果子。而以霸道求所“大欲”，则是在自取灭亡。
接着，孟夫子开始搞类比论证了：人口十万的邹国（鲁国的附属国），跟人口五百万的楚国打仗，到底谁会赢？肯定是楚国完胜，而邹国连个渣渣都不会剩。现在，天下方千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只是其中一个。但是，你齐国却要行霸道，就是要以一敌八，等于以邹国敌楚国。这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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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先搞同步：你齐宣王的一件小事，就证明了你有仁心，所以完全可以行王道之政；然后再搞领导，齐宣王你别装孙子，你就是想服秦臣楚、放飞自我；接着不是反驳齐宣王的这个“大欲”，而是搞了间接肯定，想法没错、但路走错了，不能行霸道。
等到了这一步，孟子才可以彻底阐释王道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孟子是怎么阐释的呢？他用的是一副画面，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孔子，儒家有了保守和复古的主张。但是，有孟子，儒家才有了保守和复古的道理。所以，孟子的思辨成就要比孔子更大。孟子让儒家理念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超越。我们完全可以说孟子就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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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从理念出发去批评现实。而孟子就是从王道和仁政的理念出发，来批评战国乱世，也就是从应然的高度来批判实然的高度。这是孟子的使命，而孟子终其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使命。
孟子，高尚吧？理想，丰满吧？理念，美好吧？但是，汉宣帝是怎么说的？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啥意思？意思就是：咱老刘家治国，本就霸道、王道一起用，怎么可能只搞道德教育，难道要用周朝的制度吗？关键是那群儒生，根本就做不到与时俱进，在他们眼中，以前的就是各种好而现在的只能是各种糟，一套说辞让人纠结于名实之辩，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这种人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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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的批评，已经够狠了。简单说，就一个意思：这帮儒生不仅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甚至，他们自己也走火入魔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
两千年后的我们，对儒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完全可以批判着看待儒家。
首先要克制情绪，不能一上来就带着偏见。
儒家就是天道真理、儒家就是祸国殃民，这两种极端的判断，都要先克制一下。
第二要了解其本来面目，追问其到底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主张，就是复古，而复古的目标是周礼，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周礼的这套社会秩序是怎么来的？来源于三代的族群社会，或者说是血缘纽带的氏族社会。
第三要了解其底层逻辑，即儒家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族群社会，实际是一种熟人社会。然后，以族、族群、地域为基础，逐渐地扩大演化出一套社会秩序规范。即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或庄子《逍遥游》所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这个逻辑就是：管好家、再管好乡、再管好国（城）、最后平天下。所以，儒家的起始逻辑是一套“家”或“族”的逻辑。在这个底层逻辑的基础上，才有了宗法、礼乐和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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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具体分析一下孟子的观念，孟子把儒家给引申了。
引申到了人心这个层面，于是有了所谓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引文较长，但可以从中推出儒家的两个流派。一派是荀子流，完全从规范这个角度出发，你别问我这个规范是怎么来的，我就问你服不服这套规范。因为人性恶，所以不服就要办你。于是，荀子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李斯、一个是韩非，全成了法家。另一派就是孟子流，当然要坚持这个规范，但是为什么要坚持呢？于是，就要往心里求，在齐家之前要加上：修身、正心、诚意，等等。但这些都是后人在孟子基础上发挥的，孟子的理论建树就是人性善和四端，即：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好了，把儒家理念分析完了，然后再看孟子的主张到底符不符合战国大世？
可以说，完全不符合。原因就是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
之前说了，三代都是族群社会形态。而儒家所坚持的王道恰是在这个基础上萌芽、生长的，自然适应于族群社会形态。理解族群社会形态，可以这么打个比方，来了解族群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周天子给姜子牙一套青铜器和几个商人部落，然后就告诉姜子牙：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迦南美地，那里流着奶与蜜，而你就要去那里当齐侯啦。但是，姜子牙凭啥能跑到千里之外、建个齐国？周天子的圣旨吗？当时连纸都没有。周天子的青铜器吗？这个只能卖钱，因为当地人没见识过这个高科技。周天子的威名吗？在千里之外，谁知到周天子是谁。那姜子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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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能把姜子牙理解成一个人，更不能认为他真有打神鞭、真能封神。姜子牙背后是一个家族，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大族长。姜子牙是带着老姜家的子弟兵，大宗、小宗加旁支，远赴数千里的齐地。然后，姜家子弟兵在这里找块上风上水的地方，修筑一座城。接着，就是宣示主权，要对城外的野人（野人也是族群或部落形态）展开统治。这实际就是一种武装殖民，把周边的野人都给打服了。接着，那就啥也别说，赶紧交税、接受统治。于是，才有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的宗法分封以及礼乐制度。
但是，战国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呢？
社会已经长大了，而且早就膨胀了。量变形成了质变，而质变的结果则是诸侯比天子还有能力、大夫比诸侯还有能力。于是，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最后，则是几个强势诸侯彻底改变了宗法分封的模式，已经玩集权了。
而底层的社会基础，则是由一种熟人的小社会变成了一种陌生人的大社会。于是，孟子所说的那个“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田园牧歌，就不可能存在了。存在的是什么？一个个穷兵黩武的千里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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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你再搞王道，才是缘木求鱼。而结果只能比缘木求鱼还糟糕，你搞王道、人家搞霸道，你与民休息、人家穷兵黩武。最后，你只能死而人家还要指着你的尸首说：这就是王道。
同时，孟子的论证也有逻辑硬伤。邹国和楚国，是两个国家。十万人口的邹国，自然打不过五百万人口的楚国。但是，齐国以一敌八，后来秦国以一敌六呢，却是一个与一群的关系。这两组关系，是质的不同，无法类比。最后统一天下的秦战国，恰恰把穷兵黩武的霸道发挥到极致，然后实现了以一灭六。
实现的手法，也可以是逐渐蚕食，今日夺一城、明日灭一国。秦国，完全不用把六大战国捆在一起打。秦国打楚国的时候，其他五个战国也在互相征伐，根本就没心思管秦国霸道楚国。原因就是一个VS一个，与一个VS一群，根本就没法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孟子的主张，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存在逻辑硬伤。这里面的逻辑硬伤还有很多。原因是游说本就不是一直讲理，还要讲艺术、讲逼格。
但，孟子的主张就没有一丝可借鉴的吗？当然也不是，中华帝国实现某种精神上的超越，就是从孟子这里来的。后世宋明理学，也是从汉代的荀子流转变到了当时的孟子流，儒家才走向到了思辨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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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孟子的另一个见识，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就是统治者有义务“为民制产”。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北魏、北周以及隋唐，搞均田制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得为民制产。老百姓连固定的产业都没有，那就等着他们“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了。而现代政府非常重视就业这个问题，也是一种“为民制产”。传统国家认为老百姓得有产业，有了产业才能“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才能给国家交税。现代国家也是这套逻辑。你不能跟斯巴达学，玩彻底的军国主义和奴隶制。所以，中国的走向，与古罗马时代的欧洲，完全不是一个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