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用民族主义来揣摩古人。但,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中国古人,包括西方古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形态。
先有人民主权,再有民族,然后才有民族主义,即忠于本民族的利益。而在这之前,老百姓忠于谁的呢?人民主权和民族主义之前全是君主制,所以,忠诚的对象就是君主以及君主背后的一套秩序。
而华夷之辨已经算是一个进步或扩展了,就是把君主先甩在一边,重点看背后的这套秩序。至于谁当君主、谁不当君主,不重要,重要的是华夏的秩序。
所以,我们不能用民族主义来强求王猛。
然而,毕竟放在王猛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东晋、一个是前秦。为什么王猛会选择辅助前秦呢?看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就知道了。
公元354年,桓温北伐,率荆襄4万步骑攻入关中。关中父老箪食壶饮、夹道欢迎。老人更是泪流满面,言:不图今朝复睹官军。
当此之时,王猛与桓温,一个是才士、一个是枭雄,相遇于霸上。桓温问策王猛:
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
看到了没有,除了王猛来了,三秦豪杰就没有一个来的。这个问题连桓温都搞不明白。但,王猛却给挑明了:
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
你桓温不远千里搞北伐,现在兵入关中,离长安只隔着一条灞水,却按兵不动了。你到底想干啥?现在能复关中而不复,那么关中是姓晋还是姓秦就不好说了。这时候,谁会贸然到你军中效力。
简单说,就是胜负未分,到底谁主关中还不一定。所以,三秦豪杰还在观望。后来呢?桓温被前秦赶出了关中了。所以,豪杰观望也是有道理的。
北伐失败,是因为桓温无力收复关中吗?桓温北伐,但北伐不是目的,目的是篡位,而北伐只是捞取权力的工具。
桓温拿出高官厚禄邀请王猛跟他一起效力东晋。但,王猛拒绝了。史书记载是因为王猛的老师不同意。
卿与桓温岂并世哉!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
关中自可富贵,何必舍近求远。
但关键是东晋的朝堂气候,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当轴,什么时候能轮到王猛这种人出人头地。看一下王猛的出身就更清楚了。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
刘备卖草鞋,还能顶着一个中山靖王之后。而王猛一个卖畚箕的,则是纯粹的寒门子弟。他跟随桓温去了东晋,能有什么作为?
桓温篡位称帝了,可能位列朝堂,但肯定也被士族排挤;桓温篡位失败了,可能身死族灭,这个风险太高。
为什么辅佐氐人苻坚?
前秦是一个氐人政权。但,在民族主义出现以前,臣民效忠的对象是君主这个职位及其背后的一套秩序。所以,在普通百姓看来,只有氐人的皇帝而无氐人政权。
于是,王猛追随苻坚也就无可厚非了。
王猛在前秦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理政朝堂、开疆拓土,并非全是王猛的功绩。理政朝堂,王猛一个人干不过来;开疆拓土,更应该说氐人将士很能打。所以,内外两大功绩上,王猛的作用,大概率是被夸大了。
但,理政朝堂和开疆拓土的底层基础,是前秦政权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而这件事应该是王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个是整顿吏治,王猛做始平县令后开始做这件事;一个是打击氐人权贵,王猛做尚书左丞后开始做这件事。这两件事的结果就是加强了皇帝权威和中央集权。于是,苻坚感叹说: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天下有法”的前秦,面对前燕、前凉、仇池等胡人政权就是一种高维打击低维。而这个功绩,应该是王猛帮助苻坚实现的。而有了这个基础,前秦才能够一统北方。
但是,十六国时期的胡人政权,毕竟不够成熟。中央集权的制度建设以及皇帝权威的思想建设,都没能固化,太依赖强臣和雄主。所以,王猛一死,前秦也就错误百出,难以维续其在北方的统治。
从中得到的启示:
分析古人,不能僵化套用现代人的观念教条。特别是民族主义这个帽子,古人没有这个意识。帝国和王朝,都是一套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效忠的对象是君主,而不是民族。华夷之辨确实存在,但更应该从文化和秩序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