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法自毙？自作自受？不，这绝不是对商鞅的正确理解
有几个成语与此相关，如立木为信、作法自毙；或是徙木立信、做法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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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缚”或“自毙”，似乎都在表明一个结果，是商鞅自作自受，也就是自己立法反而使自己受害。
这种说法可以找到权威的出处，据传，“作法自毙”最早出自于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后人由此提炼出成语。
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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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却被自己颁布的新法所害，这样的说法听上去振振有词，可是仔细想想却全然不是那一回事。
首先来简要地回顾历史。
（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公孙姓，名鞅，卫国人（今淇县），又称卫鞅，因被秦封于商，故名商鞅。商鞅主张以法治国，曾为魏国宰相，后到秦国，秦孝公采纳他的变法主张，十年大治。秦孝公为嘉商鞅扩地之功，将所取魏地商（陕西商县一带）15邑封于他并为列侯，号称商君。后因变法触犯贵族利益，公元前338年公子虔等诬告商鞅谋反被车裂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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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变法之初，为了获得民众的信任，他采用了“立木为信”的办法。
在《史记》里详细地记载整个过程。
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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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信百姓，商鞅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奖励，也就是用实例来证实法律的信用。
从此之后，无论是商鞅本人或是众多百姓，对律法都深信不疑，这也是商鞅的新法能够推广开来的基础。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在后面还会提到。
甚至，因为商鞅积极推动变法，才出现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一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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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贵族的蒙昧，开启了壹刑、刑无等级，卿相将军至庶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气象。这种法律平等，包括功臣与平民平等，名人与普通人平等、行善与行恶平等、官民平等、富人与穷人平等。
而且，商鞅明白法治过程中君主应秉持的立场，他在《商君书·画策》中写道:“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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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圣明的君主不能只看重仁义而应该重视法度。制定法律一定要公正严明,颁布的法令一定要执行，这样就可以达到使国家强盛起来的目标。
实际上，在秦国的太子犯法后，也正是因为商鞅的一力坚持，劝谏秦孝公，才推动了处罚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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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国君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
这个事件导致了很多后果，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连太子犯法也要受到刑罚，那么其他的贵族、大臣当然都不敢触犯新法，这对商鞅推行新法带来了便利，但同时得罪了诸多权贵，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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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颁布了新法，而且太子有犯法的事实，但要依法治罪时，商鞅仍然需要得到秦孝公的支持，也就是说，需要王权来支持法治。
那么，在王权反对新法的时候，法律的效力还怎么保证？这就是商鞅变法需要面对的弊端。
对这一种情况，商鞅早有预计，他提出要“以法治国”就不能“以私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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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君书》中，有“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的内容。从治国的层面看，律法虽然是国君主持制定，但一经颁布后国君也要带头执行，这样的国君才能称得上是“明主”。
然而，即使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哪怕他位极人臣但仍然难改为人臣子的地位，王权依旧高高在上，超越了律法管控的范围，非但如此，王权反过来还能够影响律法的实施。
因为始终存在着这个影响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所以即使商鞅变法成功，他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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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的结局来看，在那段历史里，至少隐含着两个可悲的事实。
其一，在封建社会，无论哪个朝代，总是普遍存在固有的弊端和恶习，也就是卸磨杀驴，或者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臣能够免于诛杀，就已经是天大的功德。
只要王权大于一切，封建社会里的大臣始终就要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铁律，这一点与法律的公正性相违背。
商鞅虽然没有死在秦孝公手中，却被他的继承者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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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封建社会固有的痼疾——王权超越法律，就算范蠡和文种帮助越王实现强国目标，也难逃寡恩勾践的手段；而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同样被吴王逼死。
更贴切的例子，则是在楚国变法的吴起。经过变法，楚国国力逐渐强盛，但在楚悼王去世后，由于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吴起遭到清算，最后被射杀。
如同商鞅一样，这些功臣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推动一个国家逐渐强大，却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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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逃离秦国时，之所以商鞅无处留宿，是因为店主人不敢不报官，也就是老百姓不敢违法。
真要论起来，商鞅的“自毙”是和律法有关，但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变法不彻底——只有平民守法畏法，上层却不守法，也无法约束。
不守法，所以可以诬告商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商鞅的“谋反罪名”就能看出贵族势力概不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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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成是作茧自缚，是因为百姓畏惧商鞅制定的新法，但假如包括贵族在内也具有了法制观念，即使得罪了贵族阶层，商鞅也只能依据律法来判定他是否有罪。
从事情本质来看，谁更憎恨商鞅？以及商鞅动了谁的奶酪？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因此，导致商鞅悲惨结局的原因不言自明。
虽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但改朝换代后，贵族仍然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商鞅颁布的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对付商鞅的武器。可见，不是因为商鞅作法自毙，更重要的原因是法治没有得到彻底普及。
或者说，商鞅只是在平民阶层成功实现了变法，而王公贵族仍然不畏法不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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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是一视同仁自上而下，包括秦王在内也要遵守法律才算成功，那样的话，无罪的商鞅也就不会被诬告且被定罪。
但是，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其中存在人为的因素，即使是在现代以法治国的美国，仍然有特权阶级凌驾于法律之上，总统甚至有特赦令，可以改变法庭的判决。
在封闭落后的几千年前，商鞅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但绝不是因为他自作自受，而是因为君主、贵族的知法犯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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