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狭义上的汉匈战争,也是广为人知的部分,仅仅是指在汉武帝刘彻时期进行的,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作战,其规模之宏大、战况之惨烈为三百年之最,可惜的是,终武帝一朝,边患都没有根除,大汉始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局演变成两败俱伤的不了局。
左右战争最终结果的关键性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1,战争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征召、训练,武器装备的制造、更新、维护,粮食、战马、资金等的筹集和储备;2,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前线将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战斗力;3,后勤保障能力。
匈奴那边的情况比较简单,是个总人口在200左右的游牧民族,散布在从大小兴安岭到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广袤草原、戈壁上,成年男子个个能骑善射,是天生的士兵,在本土作战,又全都是骑兵,故而没有补给上的问题,其将领同样是来自牧民群体。由于冶铁的技术早已传播到草原上,武器装备与汉军不相上下。
大汉这边,早在高祖和吕后时期,已经将武器装备的制造制度化、正规化,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对匈奴的战争准备则悄悄的进行,按照晁错提出的“兵提三章”,加强军队的训练,不但皇帝本人亲自检阅朝廷军队的训练成果,而且要求各郡国军队同样要加强训练。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规定百姓家养战马一匹可免除三人的徭役或赋税,从而激发了民间养马的热情,马匹数量剧增,以至于普通百姓都不愿意骑乘母马的程度。等到汉景帝时,朝廷开始建造专门的苑囿以牧马,总数达到30万匹之多。
不断的徙民实边,逐渐增加边防军的数量和后勤保障能力,汉武帝时期更是大肆扩充军队,先后创设了期门军、羽林骑、并在三辅地区大量扩充北军,增设八校尉。
此外,经过从高帝到景帝的休养生息,大汉府库充盈,钱粮俱足,完全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也就是说,大汉战争的准备工作是完爆匈奴的。
武帝时期,领兵出战的卫青、霍去病,乃至李广等都是一时之选的良将,指挥能力出类拔萃,非匈奴可比。
由于汉军是出动出击的攻势作战,又往往要深入敌境千余里,再加上是步骑混合军团,后勤保障的难度非常高,草原地广人稀,因粮于敌根本不可能,所以汉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是处在下风。
三个关键项目中两个占据优势,汉军的赢面显然大的多,而在实际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战果也证实了优势的存在,在关键性的三大战役:河西之战、河南之战和漠北之战,汉军都是胜利方,并且给匈奴以巨大的杀伤,再加上其他小规模战斗造成的战损,即便扣除史书记载中的水分,给匈奴造成的直接、间接人口损失也要在二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男子),这对于总人口才200万左右的匈奴来说,绝对是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在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匈奴寇边之事仍然频繁发生,说明匈奴虽然元气大伤,但战争的意志和能力依然存在,大汉虽然同样有再战之力,但继续下去的话,仍然是个不了之局,说明前期的战争胜利并没有带真正的和平,为什么呢?
笔者以为,之所以会造成大汉和匈奴两败俱伤、无法终了,是因为汉武帝制定了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汉军初期的反击,是为了消除匈奴持续不断的对汉朝边境的袭扰和劫掠,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汉武帝的自信心爆棚,将战略目标升级为将匈奴彻底的消灭、征服或者驱逐出去。要知道,当时匈奴控制下的草原极其广袤,面积保守估计也500万-800万平方公里之间,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进行歼灭战,以当时大汉的国力、军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匈奴部落的东西两边都生活着大量其他游牧民族,遏制了匈奴迁徙的可能性,迫使其只能与大汉进行殊死战斗,以保障种族的生存空间。
一场关乎国运的持久战争,必须制定合乎情理的战略目标,否则,多少次战术上的胜利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失误。
汉武帝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但外患未除,而且耗尽了文景之治期间积累下的社会财富,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变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频繁上演,一切,都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