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的显著特点有哪些？杨秀清是如何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尽管杨秀清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他仍然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白莲教起义的显著特点
从白莲教起义军内部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要求和愿望、政治态度、行动表现及其所起的作用等问题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白莲教起义的几个显著特点。
清代中叶，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白莲教起义的动力也主要是农民阶级。当时农民内部已发生较大分化，贫雇农和境况较差的自耕农由其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在大起义中是最革命的阶层。当时的城镇平民尽管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力量，但从他们在起义中的表现来看，也是反封建的最革命的阶层，并在大起义中同贫雇农民结成了亲密的盟友。此外，富农和市民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参加起义，并同贫雇农和平民结成同盟，共同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但他们在斗争中具有较大的妥协和动摇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其进一步增长，社会上产生出新的阶级阶层－市民、平民、富农、雇农。新产生的阶级阶层都同封建统治阶级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和斗争，所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参加了白莲教起义，使得起义军的社会成分更加广泛。这说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即反封建的社会力量的日益壮大。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封建地主阶级兼并掠夺土地和追求增加农产品（包括货币）数量的强烈愿望。此时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贪婪，封建的压迫剥削进一加重，封建的上层建筑更加腐朽，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就引起了反封建的力量和封建统治的力量的界限更加明显，双方营垒分明。一方是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是反封建的各个被统治压迫的阶级阶层。
起义队伍中很少有地主分子混入，即是“生监”分子也绝无一人“蓦入其中”。而协同清朝官兵镇压起义军的地主武装乡勇主要是以士绅地主分子为首，故起义军“尤疾绅士”地主，对他们的打击也尤为沉重。
参加白莲教起义的阶级阶层相当广泛，反封建的起义力量进一步壮大，但是，当时还没有一个阶级阶层能够团结领导他们进行统一的反封建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发展还相当薄弱而又不很稳定，因而市民和平民阶层都未形成地区性或全国性的阶级力量，这两个阶层都还缺乏本阶层的高度自觉性，都还没有力量担负起领导此次起义的可能。所以在白莲教起义中，只有反封建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一般联合，而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阶层为领导核心的巩固的联盟。
白莲教起义的组织水平和觉悟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大起义中，平民和市民阶层（包括部分游民）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弥补了农民本身的分散和不集中等弱点。由于平民和市民（包括部分游民）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见识较多较广，组织能力较强，因而在联络各地农民，协助农民组织发动起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早在起义爆发之前，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如起义中心襄阳地区，起义前已秘密地建立了领导起义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组织，并试图以城市暴动的形式举行起义。与此同时，还联络湖北和四川各地教众，规定了发动起义的统一日期，届期声援和支持襄阳起义。
白莲教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此次革命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客观上为三省（鄂、川、陕）毗邻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农民战争对三省毗邻地区的豪绅地主及其土地占有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扫荡，特别在川东北地区，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和扫荡。对地主的土地占有制的破坏尤为严重，因此，到了嘉道之际，川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在农村中自耕农和富农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陕西南山地区的铁矿开采冶炼业、伐木业、造纸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杨秀清关于太平天国运动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1845年左右，在冯云山的启导下，参加了拜上帝会。由于他出色的政治组织才能，使他迅速地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一八五一年一月，他和洪秀全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金田起义；三月，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十二月永安建制，晋爵东王，其他各王俱受其“节制”。一八五三年三月定都天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协助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的全盘工作。
一八五六年九月，领导集团内骨肉相残的天京事件爆发，杨惨遭杀害。杨秀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农民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热情、智慧和才能，为太平天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以来，历史学界在杨秀清的评价中，对于一些问题一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意见分歧。一九七四年后，“四人帮”为贯彻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大搞影射史学，把杨秀清当作所谓“负责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主帅”的靶子，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从而给杨秀清的评价问题带来相当大的混乱。
在他们“一家作主”的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正常的学术讨论气氛也被窒息了。“四人帮”被粉碎后，历史学获得了解放。通过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一个开展百家争鸣、大力促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在杨秀清的评价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尊孔”问题。“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罗思鼎为借助鞭挞历史的亡灵，达到攻击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目的，给杨秀清安上“尊孔、复辟、倒退”的罪名。对于他们这一做法的反动性和荒谬性，许多论者都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我们根据大家所熟悉的太平天国文书和其他一些记载，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杨秀清是和洪秀全站在同一条路线上，向着封建主义勇猛冲杀的斗士。同时，作为一位农民领袖，和洪秀全一样，他也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金田起义前的革命酝酿时期，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和发展组织的过程中，花很大的精力进行了奠定太平天国革命理论基础的工作，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代表作就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简称之为“三原”。
在“三原”中，洪秀全通过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解释，表述了多年积压在胸的、反映着广大贫苦农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反封建革命思想。他塑造了一个世间惟有的“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皇上帝，并以此作为一面旗帜，号召人民向全部封建主义的宗法思想、制度勇敢地宣战。他宣扬人权平等的主张，抨击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和各种偶象崇拜，揭露社会黑暗，阐明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这一切，在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显示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一批农民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对于旧世界的批判能力。当然，这一切又都是用宗教的语言装饰起来的，带有浓厚的神秘色采。作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也并没有公开地把锋芒对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反动政府；相反，为了掩护发展组织、铸造武器等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洪秀全等人还不得不利用清政府关于对外国人传教弛禁的规定作为合法的手段。
结语
此外，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根据几条材料，也曾断言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两军对垒的斗争中站在洪秀全的对立面，是“尊孔”的。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关系到对太平天国革命某些方面的基本估价，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过去，正面肯定杨秀清的论著，大多称许他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很少涉及、甚至忽略他对于太平天国反封建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