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的“教育”谁来负责？聊聊南北朝时期受“重视”的东宫侍读者
早在汉朝，侍从讲读制度便已经出现，并在皇室贵族中颇为流行。从表面上来看，侍从讲读制度也不外乎只是一种教育形式，只不过教授的对象相比于普通百姓而言显得异常高贵罢了。但其实，该制度的产生是既是中央集权制下皇权进一步巩固的措施，也是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成为主导文化的体现。
在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讲读本身也从皇帝身边简单的侍从逐渐成为特定的官职，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因此，在整个南北朝的历史时，侍从讲读制度几乎是贯穿始终的，甚至绵延到后面的朝代，这一制度的生命力与必要性也可见一斑。
太子的“老师”因何而来？从侍从讲读制度说起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权力的常用措施
纵观所有封建王朝的历史，培养接班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能够起到扶大厦之将倾的重要作用，如唐朝时“会昌中兴”的缔造者唐武宗，便是一个典型的明君；而一个不合格的接班人，也能加速王朝的灭亡，如胡亥、司马衷等便是前车之鉴。因此，在培养接班人这一事情上，几乎每个在任的皇帝都会格外慎重，生怕有所失误，使自己成为导致本朝灭亡的推动者。
但皇帝本身政务繁忙，再加上琐事缠身，自然不可能亲自去一点一滴地教导太子，讲读的侍从便应运而生，弥补了皇帝这一需求上的纰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是侍从，但陪伴太子的讲读者大多都是通晓古今之事，富有一身才气的大文学家，“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并且身为朝廷大臣，拥有德高望重的特质，“太子以宏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理，横经请义，有师资之敬焉”。可以说，皇帝在培养接班人上，可谓是煞费苦心，全力栽培。
混乱时代下的应急举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南北朝并非只是简单的两个朝代，南朝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更犹有过之，共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可以说，南北朝时期的近一百八十年间，政权更替的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如此快的政权更替速度下的结果，便是战乱的频发与社会的动荡，六镇起义、万俟之乱、葛荣之乱等事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绝。
在那个年代，不仅普通百姓难以保障基本的生存，即便是政权，也可能在一场战役之中便被颠覆。而为了确保本朝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优秀的接班人便必不可少。虽然在以前一直就有“东宫三师”的存在以教导太子，但在非常时期，便要使用更加完善的手段。“晋王绍宗迁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此侍读之始也”，讲读者可以天天陪伴太子，并起到时刻解太子所疑、答太子所惑的作用，这对培养一个需要在混乱时代下维护政权并强盛国家的的皇帝接班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南北朝时期，“东宫侍读者”越来越受重视
从低官贱位到正统职官
虽然侍讲者与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同属于皇室教育，但单从地位而言，侍讲者却显得无比尴尬。早期的侍讲者并非一个专门的官职，而是由一些官员兼任。这种名不正言不顺带来的后果就是侍讲者在传授太子学问时毫无师威可言，无法对太子进行有力地震慑的同时，教学效率也会大幅度下降。正如中国一句老话所说——伴君如伴虎，整日陪伴在如此危险的人身边却还得不到相应的俸禄与地位，这就使大部分人都不愿担任侍讲者，直接导致了侍讲者人群的缺失和减少。
但随着侍讲制度的愈发完善，侍讲者在古代官僚阶级中，也开始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并非经过一次改善就能得到，而是早有先例在前，如在《魏书》就曾有这样的记载：程骏沮渠牧键擢为东宫侍讲。要知道，“擢”一字在古时代表的可是官职的升迁，由此可以推断，在个别时期，侍讲并非低贱的官职。在北朝周武帝时期，侍读已成为正品官员，“后周诸王有侍读之官”，而“帝嘉焉，赐衣一袭，马一匹，擢拜汉王侍读”的文字记载更是可以佐证侍讲者地位上升的事实。
侍读对象由太子及贵族发展至皇帝本身
皇帝最初设立侍读者的本意是为了让太子受到良好教育，从而使其能够担当起统治天下的重任。但这种培养方式并非也逐渐被一些宗室成员效仿，贵族及大臣也开始采用侍读这一制度来达到教育后代的目的。在南朝时期曾担当过侍读者的有十三人，其中只有三人为东宫侍读，另外十人则为宗室贵族的侍读。而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现象中发现侍读制度在南朝时期的流行程度，正如《资治通鉴》中所说：诸王有侍读，掌受五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皇权旁落的本质，内忧外患之下，皇帝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接班人更加成为重中之重。
北朝则与南朝有所不同，不仅太子、贵族有侍讲者，通常皇帝本身也会配备一位侍讲者，如北齐时的张雕就曾在”值帝侍讲马敬德卒，乃入受经书。帝慎重之，以为侍读，与张景仁并被尊礼，同入华光殿，共读《春秋》”。但值得一提的是，皇帝为自己设立侍读的原因却并非只是单纯的为了学习知识。如周武帝还曾经是鲁公时，便曾使“专精好学，略涉经史”的皇甫绩为自己的侍读，以显示自己想要成为皇帝的野心。另外，皇帝设立侍读还是为了向民众展示一种虚心爱学的良好形象，并无太大的实际作用，侍读也因此在皇帝身边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侍读者从他官兼任到选拔专门的人才担当
《魏纪》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司马懿为太傅、以爽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彦为散骑常侍、侍讲。
散骑常侍为皇帝侍从，其主要职责为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并骑马散从，为皇帝日常出行做好准备，其工作不可谓不繁忙。但就算如此，他也要兼任侍讲，这可以反应出两点：其一，侍讲这一职务较为轻松，无需花费大量心思；其二，侍讲在早期并不需要靠专门的文学类人才去担任，只要对朝政之事有所熟悉便可。而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侍讲在对太子教育的过程中无法发挥到应有的文化熏陶作用，太子的文化水平也很难达到一个令皇帝满意的程度。
但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侍读成为一种正式的职官，对侍讲者的挑选也成为了统治者十分慎重考虑的事情。首先便需要精通儒家六艺，如贺革“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而起家晋安王国侍读，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除开在文学上的造诣要求极高，对侍讲者品德上的要求也是丝毫不低，如南朝宋高组就曾明确提出只有“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才可以成为侍读。而作为中国历史上门阀制度最为盛行的时期之一，侍讲者的出身与门第也是统治者十分看重的一点。纵观作为太子侍读的人，即便不是名门望族，也至少是鼎食之家，而寒门出身者则极少。
在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下，南北朝有何获益？
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对侍讲者的挑选十分严苛，要求也非常人所能达到，但终归有人能够脱颖而出，自此过上高官厚禄的生活，如北齐后主就将马敬德当作自己的师尊，“拜国子祭酒、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洲大中正”。
又因为侍讲者每日陪伴在太子身边，与太子感情极为深厚，待到其登基成为皇帝后，对侍讲者在朝政上的建议也会多加考虑，这对想要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条十分便捷的道路。除此之外，这种侍从讲读制度在宗室中的大量流行与普及，会整体提高当权者的知识水平，不仅使统治者本身的国家治理能力有所加强，还为其提供了大量可信任的人才，更加巩固了本朝的统治。
总结
从整体上来说，侍从讲读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基本还是在往一个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的背后，既是当时人们对教育的普遍需求所推动的结果，也是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主观行动。虽然在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人为皇室贵族，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平民百姓也会因为统治者愈发英明的治理措施而在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侍从讲读制度在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后，在后来的朝代中也并未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具有生命力，并展现出制度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