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梅开二度，新婚3个月告发丈夫，李清照：唤醒南宋士林荷尔蒙
此时，逃难回来的赵构“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授意杭州府把李清照投进大牢，押后待审。
宋高宗赵构为何如此憎恨李清照呢？
原来，自宋神宗一朝绵延下来的“朋党之争”从未停歇，到了徽宗、钦宗时期，依旧牵连到李清照的父亲和公公和丈夫，并有传言其丈夫赵明诚生前是金人的奸细。为了证明丈夫的清白，李清照独自带着夫妻二人积攒多年的文物古董跟着赵构一起逃难。
可是，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跟得上最擅长“逃窜”的赵构？
赵构在前面逃，金兵在后边追，到了泉州的时候，连跟在赵构后面的大部分宋兵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直到金兵被海上暴雨浇退，赵构才灰溜溜地从出现在陆地上。
皇帝如此狼狈，“义不容辱”的南宋君臣决心在内部大规模“肃奸”！于是，李清照告夫的案子一出来，其原配丈夫赵明诚的事就发了，不少文人儒客要彻查赵家的罪行，严惩李清照。
在当时，宋朝有个极其扭曲的规定：无论丈夫是否有罪，妻子告发丈夫都要先入罪。
按照赵李两家的地位和李清照本人的名声，她原本无需受“关押”之辱。可整个南朝上下都认为赵明诚有“投敌”嫌疑，再加上新夫张汝舟在背后扮苦情、勤打点，舆论一边倒地倾向认为李清照是“诬告”。
余秋雨在创作《中国文化课》前曾认真翻查这段历史，结合自身经历，他不无感触地说：“一切谣传看起来黑云森森，用文化的眼光去看，其实都是瞬间烟尘。”
李清照知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会被世人讥笑、谩骂甚至羞辱？
她是知道的！这从她入狱后给赵明诚的表弟綦崇礼写的信就可以看出来。
在信中，李清照已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处境，“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
可是，她更不甘自己沦为那个时代男人的附属品，也不愿被一个小吏每天“家暴”得鼻青脸肿。为了女性尊严，也为了斯文不受欺辱，她自动走进南宋的大牢，端坐待审！
在《中国文化课》第42讲，余秋雨把李清照定义为南宋的三位“战乱诗人”之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整个南宋士林的男性“荷尔蒙”！
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处于“二帝被掳”的北宋末期和南宋之初。
尽管当时有岳飞、韩世忠等不世出的名将，但死里逃生的赵构不改“惊弓之鸟”的本性，做了皇帝后，更是以“保命”为上。上行下效，所以整个南宋士林都充满了悲观、悲愤和苟且偷安的“软骨头”思潮。
可就是这么一群无能的男人，却主导着整个世俗的权力！
李清照状告二婚丈夫张汝舟“家暴良妻、学术造假、贪财惜命、变节逃难”，就如同揭掉了南宋朝士林、官场和文化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让一帮毫无血性和主见的大儒们仓皇失措，继而恼羞成怒。他们操纵舆论、进言杭州府官员，势要把李清照打落尘埃。
终于，朝中重臣綦崇礼站了出来，亲自向赵构解释“李清照状告张汝舟”的来龙去脉。
赵构不能不卖綦崇礼的面子！因为，綦崇礼不仅是两朝元老，还曾在他逃亡最艰难的时刻力挽狂澜，为南宋建立了稳定的大后方。
在狱中只待了9天，李清照就被綦崇礼保举出来，张汝舟则被查实获罪。
南宋士林为之哗然，但在铁的证据面前，又不得不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李清照就如一股清流，冲刷了污浊的南宋士林，也改变了南宋的政治生态圈。
在研究中华3000年文化史的过程中，余秋雨认为宋朝是唯一一个整体上以“文化水平”论官职高低的朝代。特别是自仁宗起，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文化高官纷纷登场，赋予了历史最温度的一面。
可是，文人当政固然高雅，却也有不可忽视的弊端，即文人喜欢毫末之争，容易走极端，更天生相斥相轻。更可怕的是，这种“文人相轻”衍生出的“结党”之争，严重扰乱了朝廷的运转。
余秋雨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深知文人之陋习，在《中华文化课》等著作中多次强调说：“文人当政固然高雅，但弊端数不胜数。”
李清照的“惊世一状”，打破了北宋传承下来的这一“政治生态”惯性。自秦桧、赵鼎之后，南宋政坛中专业“文化人”的身影逐渐减少，职业官吏越来越多。
为了还原“文化”本来的色彩，也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最光彩的一面，余秋雨历时30年凝练出《中华文化课》这套书，借此定义“文人”的真正面目!
如他在书中所说：“真正的文人不为悠悠众口而心神不宁，文化人最终的声誉皆在作品。”
唐朝天台山僧人寒山问道：“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贱我，该如何处之？”高僧拾得回答说：“只需忍他让他避他不理他，等几年，你且再去看他。”
余秋雨亦如是！30年前一部《文化苦旅》震惊文坛，却惹来无数眼红和争议；他不与之辩，埋头创作了30余部新作品！
2019年，当他携新作《中华文化课》归来，再次轰动文坛！
一年6000万人次的阅读，足以证明当年的谁是谁非！您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