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奢侈、黩武、方士之弊”和晚年的“罪己诏”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前87年），字通，西汉第七位皇帝。他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帝刘邦的曾孙。刘彻四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前87年），创建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之一。
毛主席在著名的词作《沁园春·雪》中，“秦皇”与“汉武”并称，把汉武帝作为大汉王朝的象征和代表。
毛主席说文景之治是“守旧”，原因在于汉文帝和汉景帝都崇尚黄老之术，在政治上“清静无为”，很少开拓进取。因为“无为”，所以显得“无能”，在雄才大略的毛主席看来，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毛主席称赞汉武帝刘彻“开拓刘邦的业绩”，是指他在“文治”和“武功”上，对刘邦手创的大汉帝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拓。
毛主席说，汉武帝“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高度概括了汉武帝在位期间的几大弊端。这也是汉武帝受后人指责、非议的主要之点。
西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四朝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完全恢复，经济基础也相当雄厚。因此刘彻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裕富足、锦衣玉食的环境之中，“节俭”二字对他来讲是十分陌生的，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
即位之初，汉武帝的奢侈便令人十分吃惊。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声色犬马之乐等，都是前代帝王所无法比拟的。他挥霍无度，赏赐动辄数百万；游弋无限，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作为专供他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馆，一年中几乎有一大半时间流连忘返于其中；他喜好女色，后宫粉黛成百上千……
元鼎四年，汉武帝巡视郡国，至荥阳而还。元封元年，汉武帝率十八万骑北巡，遣使谕告匈奴单于臣服，结果单于完全不买账，还杀了传话的人。接着，南下礼祭中岳太室，封禅泰山，并且规定以后五年一巡狩，祭祀泰山，命令诸侯都要在泰山脚下建立府第。随后，他经蓬莱，北临碣石，巡至辽西，从北边回到都城附近的甘泉宫，行程一万八千余里。
汉武帝的这次“公费旅游”和炫耀政绩的祭祀、封禅行为，不知靡费了多少国库资财，令多少兵民承受无益的劳役！
可以说，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汉武帝都充分享受了。但这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开始幻想能长生不老。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汉武帝不顾自己的万乘之尊，对虚无飘渺的鬼神万般相信，把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不老之途。
汉武帝从二十三岁碰到李少君时开始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不能自拔。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
元鼎二年，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言，在长安修柏梁台，建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铸成，上面有仙人掌，用来承接朝露。因为方士们认为朝露和玉屑饮用，可以使人长生。汉武帝还动用方士达几千人，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凿池造山。晚年他又亲临东海寻访神仙，结果神仙未曾访到，还差点使自己葬身鱼腹，最后只好失望和疲劳不堪地回到长安。睿智的汉武帝一生竟然被神仙方士所愚弄，直到晚年才有所悔悟。
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也颇受后世非议。北击匈奴，从根本上解除西汉立国六十余年来所遭受到的军事威胁，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是汉武帝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此后汉武帝热衷于以武力来达成个人的欲望。
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说，大宛国有汗血良马，将其藏匿在贰师城，不想进贡给汉廷。汉武帝很想得到，在派使者持重金购求也不得后，就下令派兵讨伐大宛。至为荒唐的是，此时他正宠信李姬，想给李氏封侯，但根据汉初高祖立下的“无功不得封侯”的规矩，汉武帝就想做个顺水人情，任命李姬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期望他能像卫青、霍去病一样立下不世大功，顺理成章地封侯。
李广利率兵数万讨伐大宛，久攻不下，就想罢兵。汉武帝派使者在玉门关截住退兵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接着又派兵增援。后来，尽管攻破了大宛，得到了汗血马，但汉军损失惨重。李广利如愿地被封为海西侯。
征和三年，汉武帝又派遣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出五原进击匈奴。李广利出师前，与丞相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后来事情败露，妻子被收监，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李广利带兵投降了匈奴。由此，汉武帝因汗血马发起的一系列战役，汉军前后损失近十万，遭到了惨重的军事失败。
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弊端，历来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对此多有批评。夏侯胜在宣帝提议为武帝立庙时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
汉代以后，对汉武帝批评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代狄仁杰曾说：“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
宋代王安石《汉武》诗中云：“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
明初的方孝儒在《逊志斋集》中指斥汉武帝：“兵革荐兴，财用匮竭，而均输、盐铁之征横出，天下疲敝。”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在其著作中认为：“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除了“奢侈、黩武、方士之弊”外，汉武帝晚年猜忌成性，导致骨肉相残，元气大伤。
汉武帝晚年即使对于自己亲自册命的太子也不会放手和放心。皇长子刘据作太子近三十年，起初汉武帝非常喜欢他；但刘据性情仁恕温谨，汉武帝嫌他的才能小，与自己超常绝伦、聪察强悍的个性不相类，心中渐渐疏远。
太始三年，汉武帝六十三岁时，他宠爱的钩弋夫人生子刘弗陵，汉武帝更增加了移情别爱之心。他身边宠信的奸佞之臣江充乘机挑拨汉武帝与太子的关系，借助所谓“巫蛊事件”凌逼太子。太子刘据为求自保，不得已发太子府中兵杀死了威逼自己的江充，结果被诬谋反。汉武帝遣兵围捕，太子兵败后自杀。此次骚乱，死者数万人。
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田千秋等人紧急向汉武帝进言，慨然为太子辩冤。汉武帝才认识到太子是受人冤枉，无处申诉，难以自明，才激起变乱，非常痛悔对太子的行为，但为时已晚，于是诛灭了参与构陷太子的臣属，建“思子宫”，聊以自慰。
汉武帝极尽折腾之后才发现，不仅追求长生不老是个笑柄，生命即将凋零，而且朝中无人，尊前无亲，民穷财尽，国事茫茫，这令他幡然悔悟。
尽管汉武帝在位期间做了不少荒唐的事情，但晚年的悔过又给他留下了重重的值得称颂的一笔。历代史学家都认为，汉武帝使天下疲惫却终于未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晚年的幡然悔悟。其中，《轮台诏》的颁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代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亦称“仑头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汉武帝晚年，朝臣看到他不再相信神仙，而对发展农业给予极大注意时，就纷纷倡言农事。其中搜粟都尉桑弘羊曾和丞相、御史大夫一起上书汉武帝，建议招募百姓，开垦轮台周围的土地。这个建议如果变成现实，那么轮台周围方圆五百里的土地都可得到开垦，汉朝就可以此为战守之备且扬威西域。
要是在以前，汉武帝肯定会欣然听从。但此时他深深后悔以前的行为，不愿再给百姓增加负担。他觉得开垦土地固然很好，但轮台离长安八千多里，要调发士卒、动员迁徙百姓到那里开荒，少不得又要出现家庭离散、征人不还的悲剧，和过去的调兵打仗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汉武帝没有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汉武帝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长长的诏书，对自己已往的征战不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示了沉痛的悔悟之情。他还对过去征伐匈奴过程中的种种迷信行为进行了批判，彻底否定方士、巫蛊之言，进行自我解剖。他明确宣布，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轮台屯田扰害百姓之类的建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禁止严刑暴政，取消苛捐杂费，努力发展农业，给百姓以休养生息之机。这道诏书就是有名的《轮台诏》。
《轮台诏》对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划时代意义，也是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改变的一大标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长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能主动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痛改前非，返回统治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对汉武帝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把秦始皇和汉武帝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二人在严刑酷政、穷兵黩武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在有些方面汉武帝甚至超过了秦始皇。而秦亡汉不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晚年能深刻反省并彻底改弦易辙，所以才能“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
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曾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必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 。”
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汉纪》中称赞汉武帝：“唯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 。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佛门之忏，圣门之政，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
总之，《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悔悟的具体表现，是汉武帝英明的集中体现。而且，诏书之后他又立即行动，封田千秋为富民侯，赵过为搜粟都尉，诚心诚意地执行富民政策，使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内经济又有好转，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清代袁枚曾赋诗赞誉说：
亲承文景升平业，开辟唐虞未有天。 到底英雄能挽悔，轮台一诏是神仙。
汉武帝刘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他五十多年的统治生涯中有功也有过，两者相较，功大于过，不失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因此，毛主席称赞他是“雄才大略”，其当政期间，“不失为鼎盛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