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可谓争议颇多的一位皇帝。当年，他一手制造了玄武门之变，逼父弑弟，自拥为王，声名在外。

不过，在李世民的政绩成在，似乎又不得不承认：他很有作为。著名的贞观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繁华时代，值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肯定。

事实上，李世民是有自己的一套，经历了隋朝的倾亡之后，他从中看到了民心之向的重要性。为此，虽然取位不正，但却也堪称有抱负有理想的皇帝。

贞观年间，李世民开启文开言路，纳谏如流的举措，给官员及百姓带来了良好的生存空间。社会变得相对安定，犯罪率也减少了很多。

不仅如此，李世民经常亲自复查案情，减少冤狱、差案的发生。这种施政手法上得官威，下得民心，自然就更受人拥护。

于是，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32年，大唐朝发生了这样一幕被视为传奇的操作：皇帝亲自给死刑犯“放假”，允其回家探亲。

原来，当时李世民对30多位死刑犯进行复查，虽然没有冤案发生，但依旧心生怜悯，于是最后下旨：放他们回家，与亲人做最后的团聚，于秋天返京，集体执行死刑。

这种操作听上去不怎么靠谱，但却相当有人性，毕竟，那个时期的死刑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他们的罪名虽然多样，却性质恶劣得极少。

因为真正性质恶劣的死刑犯，往往是被查出来之后，很快就被斩了，完全等不到复查的机会。所以，李世民念其初衷不坏的现实，给了他们最仁慈的死法。

不仅如此，京城官员上行下效，在皇帝的要求下，死囚牢中的所有死刑犯都得到了这一待遇：总计390名死囚被“放假”探亲，于秋后赴京问斩。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顺便提一下，古时候的犯人，经常会有一个死罪前提：定下案情，量罪之后，都会来一句“秋后问斩”。

相信奇怪的人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杀个人还非要秋后才行？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据说它最早出于西周时期，体现古人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理解。

而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我们就赫然可见：“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什么意思？在春、夏之季进行行赏，而在秋天、冬天施刑。

之所以如此，它符合了古人对于“天意”的顺从理念，春、夏之季为万物生发之时，乃顺生而不顺灭。

而秋、冬两季则为万物凋零之时，生命于此时走向尽头。死刑犯人于这时被杀头，自然称之为顺应天命。

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也完全是来自古人对于“真命天子”的认知，皇帝就是上天派下来管理人间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要求与上天相合而生。

当然，作为政治家，皇帝是乐得百姓有这种思想的。死刑犯之所以要处死，除了有他身犯罪行的惩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施政者对其他人的榜样刺激。

想一想，古时候要处理一个犯人，总是昭告天下，让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观刑。为什么？杀鸡儆猴呀，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人们才能时刻记着律法的威严所在。

如此一来，施政者就要考虑了，在处置一个犯人的时候，总要等别人不忙的时候来看，否则不是荒废农时，不务正业了？

所以，将问斩犯人的事放在秋后农耕结束，大家都闲下来了，那时就开始“秋后算账”了：将一众犯人推至刑场，在里三层外三层的观看者面前，将其斩首示众。

如此，秋后问斩也就慢慢成为了一种政治手段，说白了，就是为了统治民众而存在的一种手段，里面藏的都是政治家的野心。

接着说唐太宗放走了390名死囚犯，后果会怎么样呢？毕竟，原本是要处死的，一旦脱离牢笼，恐怕没有谁愿意再赴死期。

而且，当时李世民这个决定让全国上下百姓都好奇不已。万一死刑犯们都不肯秋后归来赴死，那朝廷要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说，那时候的社会与今天完全不一样。死刑犯离开京城没有每日打卡的狱外执行报备，也不用每天去派出所签到。

而且，那个时候山高水远，谁要想逃条命，只需深山老林一呆，就足以躲过法律的惩处了。反正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来想，隐姓埋名不是件困难的事。

但人家李世民非常自信，竟然给了死刑犯人最后的温情：与亲人团聚，与家人话别，共同体验最后的相处机会。

转眼秋季到来，人们都开始惦记这件事了。不要说老百姓们想着看个结局，就是那些当官的，富贾之士，全都涌上街头，想着一睹事件的结果。

关于此，白居易也曾在《新乐府》中提及过：“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可见那场面之壮观。

通常，犯人问斩是有时间的，午时三刻。这也是一个符合当时人们对哲学认知的一种思维模式：午时三刻为11点45分，这一时刻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间，对于杀人砍头这样的“阴事”最为合适，可以保证鬼魂散尽，抑制诡异事件发生。

当然，这样说有点迷信，但在古时候，人们是非常相信这种事情的。所以，问斩犯人的时间通常都被放在午时三刻。

随着时间的临近，一个又一个的死刑犯出现在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午时三刻一到，官方对囚犯人数进行清点，发现只有一名未到！

这个结果让人们大出所料，不过，他们也很惊讶，为何会少了一个犯人？他会不会因此而成“漏网之鱼”？

可百姓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还没说什么，那些犯人先急了：大家纷纷吵嚷，说那个未到的犯人简直猪狗不如。

但李世民很是淡定，他要求行斩官再等一个时辰。就在这时，远远地来了一辆平板车。直到车子走近了，人们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正是最后一名死囚犯徐福林。

李世民当下问他为何迟到，才得知徐福林因为在返京路上病倒了，眼见死期已到，他最后只能雇了辆牛车送自己过来，所以才比别人慢了些。

听闻此事，不只是李世民深为感动，百姓们也沉默了。这是一种勇敢赴死的侠义精神，更是一种君子一诺千金的极致表现。

当然，故事的结局也很美好，李世民释放了所有的死囚，给了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打开《资治通鉴》，这一幕都被记录在案。

“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虽然有人说这其实都是假的，毕竟李世民时期的史料记档都有被人置疑的现实，这种自夸的事情，就难免让人诟病。

但我们不妨将其向良好的一面来想象，若一国之君若真有如此胸怀与魄力，想来天下会是永远长存的“贞观之治”了吧？

人心换人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更多的人喜欢用自己的狭隘来换取一时的侥幸，结果自然就是失却永远的福报。

人若能拿出真诚互相对待彼此，相信纠纷与竞争会少很多。淡泊人生从来都是如此，减少外求，改以内求，最终收获的就是美好。你说是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