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均田制崩溃的结果？均田制是租庸调的基础？
而我们重点要谈的是，为什么说均田制是历史的特例？为什么我们说均田制从它诞生的时候，就决定了最终它一定会走向瓦解？还有就是，它成功的那些要素对我们今人来说有哪些启迪？另外，均田制的崩溃给唐代究竟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重要内容。
我们也知道，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历史的特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有一个梦想，叫“耕者有其田”。可是话说回来，“耕者有其田”在大多数历史时间段里就像一个乌托邦，它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能够做到每个人平均拥有土地吗？平均拥有土地之后又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大多数时间内，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兼并才是常态，“耕者有其田”反倒是一个特例。而且它在北魏时期能够出现并且成功，那是由北魏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唐长孺先生对于均田制的一些看法。他说北魏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国家掌握了改革的资源。他说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抛荒田，这是战乱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国家掌握了这些无主的田地后，用均田制来分配给农民。也就是说，国家首先得掌握改革的资源，这样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另外，他指出，实行均田制对于大小地主的既得利益并没有多大的损害，他们可以通过奴婢及耕牛授田，广占土地，这是北魏均田制的一个特点。它规定，奴婢虽然不是良人，是贱口，但是仍然可以占有土地，也可以参与均田，而且家里边的耕牛也可以参与均田。有牛就说明你家的生产力强，那当然就可以多给你一些土地。当然了，国家有规定，你不能为了分土地，而到外地给我买1000头牛来。所以国家规定，一般来讲，一户限四头牛授田。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样的人拥有更多的奴婢和耕牛？毫无疑问，就是这些地主。所以地主在这场改革当中，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这就是改革的第二个要点。改革和革命不一样，革命是损害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需求，而改革要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所以北魏政府的这种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广大地主阶级对于这场改革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唐长孺先生指出，掌握政权的拓跋贵族和中原土地很少有关系。我们也知道，北魏是在原来的代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原本的经济基础在山西的北部代京[14]、大同这一带，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的牧场和耕地。从事农牧的主要是奴隶和隶户[15]，所以均田制的推行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换句话说，这些拓跋贵族也不反对改革，原因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根本就不在中原这一带，你在中原搞不搞均田制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告诉我们改革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绝对不能引发执行者队伍的抵触。也就是说改革需要“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对改革本身不能有抵触的情绪。
总结起来可以发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几乎都有这样共同的特点。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基本原理。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均田制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北魏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当时主持改革的是冯太后。我们必须多说一句，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女性政治家之一，她有很多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而均田制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均田制在她的主持之下，设计合理，而且实施得张弛有度，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就体现在北魏即便灭亡了，均田制仍然被后续的王朝所继承。一直到唐朝，均田制才逐渐地走向了瓦解。
一个改革措施，自打它出现，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时间能够长达数个世纪，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改革本身是非常成功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如开篇我们所说的，均田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会走向瓦解，因为它有一个解决不了的核心矛盾——就是人口的增长与耕地的增长是不同步的。尤其是国家形势稳定，生产力发展之后，人口的增长是相当显著的，耕地不是说没有增长，但是耕地增长的速度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到了盛唐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据估测可能达到了6000万左右，甚至有学者估测说人口达到了8000万左右，这个人口已经数倍于北魏时期了。所以对于均田制来说，北魏那个时期可以行之有效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到了隋唐时期，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土地就这么多，那请问，这个土地还怎么分配得下去呢？所以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土地越分越少，乃至于到最后无地可授的困境。还有就是，越是繁华地带，社会矛盾就越尖锐。比方说长安、洛阳附近，唐朝政府要通过一系列措施，限制人口的迁徙。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逃往偏远地区。因为他们在内地本来也得不到土地，得不到土地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赋税方式又是以人身为本。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离政府的户籍控制，逃往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宽充裕的偏远地区去。结果均田制就这样开始走向了瓦解。
所以均田制瓦解的过程伴随着另外一个过程，也就是逃户的出现。可以这么说，逃户问题在唐高宗和武则天那个时代就已经变得比较明显了。逃户又叫作“浮逃户”，说白了就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农民，他们甘愿当黑户。他们当黑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本乡本土，他们已经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土地，而这个时候贫富差距加大，国家的税收政策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他们来说，负担过于沉重，那只有一个办法解决问题，就是逃走，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减轻自己的负担。
这些逃户，说实话有利有弊。我们千万不要站在统治者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官府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好，官府认为坏的事情也不一定坏。就逃户这个问题而言，有利有弊，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的基础就是人口，手段就是户籍管理，人口逃亡了，对于国家来说，当然就是税赋方面的一大损失。
可是对于农民来说，第一，逃亡使他们生活负担减轻；第二，这些农民不能往大城市旁边跑，不能往开发已经很成熟的地区跑，他们都逃往南方等欠发达地区，间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要不为什么说中国的南方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北方逃过去的大量的农民，不仅自身就是劳动力，而且还带去了先进的耕作经验和先进的文化。这样促使南方得到了开发与发展。所以，浮逃户虽然与均田制的瓦解密切相关，但是带来的历史影响可以说有弊也有利。
还有就是土地兼并现象在那个年代日渐严重，这也是均田制必然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人有智力的高下、机遇的好坏、体质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村出现贫富差距是必然的，贫富差距最后带来的结果一定会体现在田制之上。所以很多学者在论述均田制瓦解的过程时，就认为，土地兼并、农户逃亡等现象是共同造成均田制瓦解的原因。
唐长孺先生的《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这篇文章就认为：“均田制的破坏是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化过程当中，和大土地所有者进攻的过程当中瓦解的。”换句话说，内外两重的原因造成了均田制的破坏。汪篯先生写的《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里也提到，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我们可以看到，汪先生的眼光更加深远，由小见大，他说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代替大族和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16]的是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
由于豪强经济衰落和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通地主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速度，而“普通地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控制大部分土地和农民的程度”，那么在这个时候，均田制就发展建立起来了。但是到了唐朝，尤其是唐朝前期130多年的历史当中，总的趋势是均田农民中的自耕农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日渐缩小，自耕农经济不稳定，豪强地主经济崩溃，但是普通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则迅速上升，这也带来了新的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了均田制的瓦解。
汪先生的说法，见仁见智，我们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存在着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均田制的出现与瓦解，的确伴随着传统意义上豪强经济的衰落与庶族地主的崛起这个趋势。均田制在这样一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的作用之下，走向了瓦解。那么均田制给唐帝国带来了哪些影响？经济基础是决定一切历史走向的最根本的因素。均田制的瓦解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这其中有一个就是府兵制的瓦解。
府兵制由西魏宇文泰所创立，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兵农合一。农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三年一检点，归军府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物力资源潜力；与此同时，府兵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府兵要自备衣甲资粮，自备马匹，以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你享有了土地，那么就要对国家尽这样的义务。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均田制瓦解，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当府兵的经济基础，他们也加入到了逃亡的阵营当中来，最后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府兵到了后来无兵可调。
到了唐玄宗开元前期，全国的府兵就已经停了上下鱼符。什么叫作鱼符呢？鱼符是唐代用来调兵的凭证，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虎符，因为李渊的先祖叫李虎(八大柱国将军之一的李虎)，为了避他的名讳，所以唐代调兵的凭证不叫虎符，而叫鱼符。停上下鱼符意味着兵府无兵可调，府兵制最终走向了瓦解。
府兵的基本架构、官制还保留着，但是府兵制度本身已经名存实亡了。可国家不可一日无兵，怎么解决呢？在高宗时期出现了兵募制。兵募制就是国家募兵，但是兵募制实施得并不算很成功，因为兵募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由自愿入伍最后演变成了由乡村官吏强行摊派。在《旧唐书·刘仁轨传》当中，对这个有生动的描写：那些贫困人家的子弟，被乡村的官吏抓住之后，是“推背即来”——推着你的背，把你塞到军队里面来。刘仁轨已经注意到这些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是相当差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自愿入伍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个问题依然非常尖锐。那怎么办？偏巧这时候唐玄宗手里边有足够多的钱，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国家花钱雇人来当兵，换句话说，由义务兵役制转向了职业军人制度。刚开始是由张说组织，在关中地区进行了这样的改革，很成功。后来受到这次改革的鼓舞，在李林甫主政年代，唐朝又实行了长征健儿制度。顾名思义，健儿指的是军人，长征指的是久驻边境。
要知道，在西魏宇文泰时期，府兵制有一个基本核心，这也几乎是西魏、北周、隋唐帝国的一个政治底线之一，就是要在军队的部署方面，保持内重外轻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唐朝前期，全国数百个兵府当中，关内道——长安附近兵力，占到了全国总兵府的43%左右，也就是说，国家掌握了将近50%的兵力。以此驾重而驭轻，防止地方叛乱，巩固中央集权。可是到了唐玄宗天宝时期，实施长征健儿制度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军队都是国家用钱养的，这是一种投入。有投入就必须有产出，更何况天宝时期，唐朝对外战争非常多，于是唐玄宗将全国大多数的兵力，也就是招募来的长征健儿，交给了十个节度使加以管理。久而久之，由西魏宇文泰时期内重外轻的兵力布局，转变为外重而内轻。中央手里边掌管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而不是优势。十个节度使手里掌握了全国将近90%的兵力。
这样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带来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安禄山一个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里的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与契丹和奚[17]的作战过程当中，他的军队积攒了很多的战斗经验。这是由实战锻炼出来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用来对付中原虚弱的那些军队，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安禄山本人的野心以及其与杨国忠等人的固有矛盾，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所以说实话，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这是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是积重难返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帝国的危机从唐玄宗忘记历史经验，建立了募兵制度之后，已经是积重难返，安史之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一切都与均田制密切相关。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