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虽志在兴复汉室，但他的政治理想更接近曹操而不是荀彧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五月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为帝，改元建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就此掌握了蜀国政权。
这时内外的麻烦开始向三国中最弱小的蜀国袭来。首先，内部不稳，刘备病中和死后，蜀中已经有多个郡开始叛乱：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臣，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三国志后主传》）
其次，强大的魏国在北方虎视眈眈，原先的盟友东吴在刘备翻脸之后也在东方蠢蠢欲动。
整个蜀汉政权由于关羽失败丧失了荆州大片领土，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紧接着刘备在夷陵大败于东吴名将陆逊，蜀军主力近乎全军覆没，在三国博弈中彻底陷入被动。为此诸葛亮在掌握蜀汉帝国政权后，立即开始一系列的动作挽救危机。
诸葛亮第一个动作就是“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三国志诸葛亮传》）和刚刚火并了一场的前盟友东吴孙权和好，这是即是蜀汉政权存亡的需要，又是诸葛亮实现北伐战略目标的必要准备。
第二件事就是南征，讨平叛乱。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渡过泸水，讨伐叛乱诸郡。这应该是诸葛亮此生第二次统兵出征，上一次是和张飞、赵云等人入蜀增援刘备，但那一次主角是张飞，诸葛亮只是辅助角色，而这次南征诸葛亮是统帅。或许很多人受到《三国演义》影响，认为诸葛亮能掐会算，打仗无敌，但是诸葛亮自己知道，他的军事理论在南征之前还没有经受实践检验。这次南征蜀军打得很漂亮，几个叛乱的头领被诸葛亮轻易抓住宰了，对南中领袖孟获的七擒七纵更是深入人心的典故，尤其是这一仗诸葛亮还发现了一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三国志马谡传》）的马谡，可谓在实践中安定了后方，锻炼了队伍，发掘了人才，收获满满。
第三件事就是和曹魏帝国打嘴仗，证明自己帝国的正义性。当时蜀国的国力已经衰弱到让老对手曹魏帝国认为没有攻打的必要，而是可以劝降的对象。王朗、华歆、陈群为首的这批魏国士族甚至直接写信给诸葛亮希望蜀国和吴国一样向魏国称藩投降，实现名义上统一。
这些劝降信里面基本都是说魏国兵力强大，把曹魏对东汉的篡夺美化为上古的禅让，更重要的是这些士族都从曹魏的篡夺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利用陈群为魏文帝曹丕制九品官人之法，通过自身世家大族的学历优势把持曹魏帝国各个郡中正官的职位，获得了比东汉末年更为直接的入仕之路，把持了曹魏的基层政权。在他们眼中，曹魏帝国的这种政治结构正是士族集团向往的天堂，而诸葛亮也是士族集团的一员，和刘备、曹操、孙权这样起于草莽的军阀不同，大家都是读书耍嘴皮子和笔杆子的，所以他们觉得诸葛亮可以争取一下，反正成本也不高，一封信而已。
为此，诸葛亮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驳斥王朗这些魏国世族，至于王朗看了有没有被气死不知道，但王朗死在公元228年却是事实，看来多少也受点影响。在这篇文章里，诸葛亮回顾了刘邦战胜项羽，刘秀打败王莽的光辉历史，缅怀了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的伟大功绩。称王朗等人是“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三国志诸葛亮传》），意思是这些人说的再好都是扯淡，因为他心中的理想是不会由于现实的磨难而发生改变。诸葛亮心目中，政权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为少数世家大族服务的。讲明了自己的理想：据正道而临有罪。（《三国志诸葛亮传》）
那么诸葛亮心中的正道是什么？曹魏帝国又有什么罪呢？
表面上看，诸葛亮说的正道是恢复东汉王朝的统治。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对，因为东汉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士族势力膨胀，百姓民不聊生，作为诸葛亮这样有理想的政治家，难道他的理想就是恢复这样一个腐朽的王朝。显然不是。诸葛亮自己在《前出师表》中也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诸葛亮传》）可见他和刘备对于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是极为不满意的，所谓“叹息痛恨”，这个话实际上说得很重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理解成桓、灵二帝怎么不去死！这够得上恶毒诅咒先帝啦，却被堂而皇之的写进了诸葛亮最著名的文章里面。可见他的理想绝对不是恢复一个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
那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他所向往的世界是西汉式的政权，要求亲贤臣，远小人。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西汉政权和东汉政权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西汉是平民建立的政权，给平民留下的机会更多，而东汉是贵族建立的政权，更强调出身、学问，以至于最后出现士族对公权力的垄断。或者说西汉对于所有人的起点是公平的，而东汉则对于所有人的起点是不公平。
这突出体现在用人问题上。比如，汉武帝刘彻时代的大将军卫青，原本就是一个奴隶出身的人，连他爹的姓都不能姓，只能跟他妈姓。这样一个注定要受到歧视的人，却被汉武帝提拔为汉军统帅，指挥大军在漠北决战中打败匈奴单于，成就“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不世之功。但是贵族们对于这种事情是不以为然的，就连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史记》中公认写得最好就是《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这些带有贵族气质的英雄，而与之相反的是卫青这样的平民英雄则遭到了太史公的普遍鄙视。唐代王维的一句“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的千古名句从根本上否定了大汉民族最伟大的名将之一。
但是翻开史书所载，李广不失败简直没有天理：部队安排随心所欲，既不侦查也不警戒，茫茫大漠竟然不安排向导，导致部队迷路，错过于单于的决战，估计连对手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样随性的指挥怪不得李广全军覆没被匈奴人活捉。遍观李广一生，可以说没有一次拿得出手的战役可以证明他的实力，能证明他实力的只有射死匈奴射雕手、射穿石头等一些轶事。而且这个人还很残忍，曾经杀过800个俘虏，还曾经泄私愤无故杀死霸陵尉。而卫青和他相比战绩彪炳，每次作战砍下的脑袋都在《史记》里记着呢，漠北决战更是巅峰之作，卫青为人厚道，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朝廷低调本分，可以说是个非常好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卫青在司马迁心目中的评价不如李广呢？在司马迁看来源于两人的出身。李广是将门世家，出自北地郡李家，祖上是秦国名将李信，有家学渊源，而卫青只是个奴隶。不要小看家学渊源四个字，在一个知识的主要载体书籍尚不普遍的时代，书籍是奢侈品，没有几代的积累是不能形成一定气候的。就好比司马迁自己也是在父亲和祖父等多代人的积累之下，才能写出《史记》一样。换句话说，他们通过知识的垄断企图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垄断，而这些人逐渐在两汉之间形成了士族的雏形。
而东汉时代刘秀的兴起就是借了士族的东风，他手下云台二十八将除了部分人以外，都是士族的代表。所以东汉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士族与皇族共治的政权。这大概就是当年荀彧想要兴复的汉室吧，与诸葛亮兴复的汉室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由于汉章帝以后，东汉皇帝继位的年纪普遍偏小，于是就有了两条获得最高权力的途径：第一条是士族尤其是高级士族掌握，他们通过与皇族联姻——外戚成为了朝廷的实际掌权者。第二条路被一些贫寒的人掌握，他们受过宫刑成为宦官，然后通过接近年幼的皇帝获得最高权力者的赏识，从而获得最高权力。两个之间相互看不顺眼简直是一定的，于是东汉皇帝一死，外戚就凭借皇帝太小，大杀宦官；然后皇帝为了夺权，再依靠宦官帮忙，杀死外戚，如此循环直至董卓出现。
这种局面士族并不满意，士族希望自己做主，至于皇权，尽量不要干涉士族的权力，最好是不要干涉士族选官的权力。这一点曹魏的开国皇帝曹丕做到了，于是全体士族一致拥护他代汉。除此之外，士族在政治上的其他诉求似乎不大，只要让他们的家族世代有官做，有特权，那么谁当皇帝就不是个事。
所以，曹丕最后想通了，想让当年的荀彧和现在这帮老臣，于是全体士族一致拥护他代汉。除此之外，士族在政治上的其他诉求似乎不大，只要让他们的家族世代有官做，有特权，那么谁当皇帝就不是个事。
这样一群人是真的会担心天下的兴亡嘛？根本不会。只有曹操、刘备、诸葛亮这样的人才会。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类人，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才能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兼济天下，重建秩序，拯救万民。所以，曹操、刘备才会在乱世中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基业。
诸葛亮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理想也是重建秩序，不是东汉的秩序，而是西汉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不依赖于士族存在，所以诸葛亮在治理蜀国的时候没有依靠士族的力量，尤其是蜀国本土士族的力量，相反他依靠的是秩序的力量，也就是法治的力量在控制着蜀国的上上下下。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其实十分相似。曹操的统治过程也试图把士族撇开，自己起炉灶，才有了三下《求贤令》，寻求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不是世家大族推崇的道德楷模。表明上看这是选取人才是道德优先还是才能优先的问题，实际上道德优先决定权就把握在地方选举单位手上，因为没有人可以挨个去核实这个人的道德是否合格，就算可以做到道德是否合格也没有办法可判断，就算可以判断的话在实践上也没有办法检验。这就导致道德优先的选人标准变成选官门槛。让寒族人士无法获得良好的评价，从而踏进仕途。
才能优先的话决定权就直接被最高权力者掌握，因为一个是否有相应的才能只取决于最高权力者认定这个人是否有才能，这样一来人才的选拔任用就直接归了最高权力者。所以汉武帝选拔卫青，曹操可以挑选五子良将，说道根子上，其实不是所谓的制度问题就是一个权力问题。诸葛亮和曹操一样，用最高权力将重要的人事任免权牢牢的握在自己手里。
本篇为“千古名将英雄梦”特约作者孙教授“sunnyshine”所作，未经作者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