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命滕胤为都下督,总管留守事宜,在各州郡征发二十万人,引发百姓骚动,开始失去民心。
诸葛恪打算先到淮南炫耀武力,驱杀掠夺当地百姓。
将领中有人提出“围城打援”之计,对诸葛恪说:“如今率兵深入敌境,境内的百姓必然都一起远远地逃离了,恐怕我们的兵士费尽辛劳而功效甚少,不如直接围困合肥新城。新城被困,魏国必派救兵。等救兵一到,再与他们交战,就可以大获全胜。”
诸葛恪采纳了这个计策,撤回军队,于五月包围合肥新城。
魏国派出太尉司马孚,率军二十万人,奔赴战场。
蜀国的费祎被刺身亡后,姜维没有了制约,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攻魏国。
三月,姜维趁诸葛恪兴师攻魏,进攻淮南之时,乘机率数万人出石营(今甘肃西和县西北),经董亭(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进攻南安郡,包围狄道(今甘肃陇西)。
魏国东线、西线同时被攻,腹背受敌。
大将军司马师询问边让的外孙、中书郎虞松:“如今东西都有战事,两个地方都很紧急,诸位将领意志沮丧,应该怎么办?”
虞松说:“从前西汉周亚夫坚守昌邑,吴、楚之军不战自败,有些事情看似弱而实际强,所以不能不详察。如今诸葛恪带来他全部的精锐部队,足以肆意逞强施暴,但他却在新城坐等,想要招来魏军与他一战。如果他请战无人理睬,又不能攻破城池,军队就会士气低落,疲劳不堪,势必将自动撤退。诸位将领不愿出击,对你来说,反而是有利的。姜维握有重兵,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但却是孤军深入我境。他们没有运粮部队,只能以我们境内的麦子为食,不能长久作战。他们之所以敢径直深入我方境内,是他们认为我们全力投入东方的战斗,西方必定空虚。现在如果令关中各军日夜兼程,快速奔赴前线,出其不意地攻打姜维,估计他很快就要撤走。”
司马师这下心里有底了,说:“好!”
陈泰率军走到洛门(即洛门聚,今甘肃甘谷西)时,姜维因久攻南安狄道不克,军粮已尽,撤围退走。
司马孚的二十万大军到达寿春,诸将都摩拳擦掌,想迅速出击。
司马孚按照司马师的命令,说:“进攻的一方,是要消耗大量人力才能成功的。暂且使用诈巧,不要与敌人力争。”
守卫新城主帅的是牙门将张特,城中兵士总共只有三千人。
吴军连月攻打,魏军疾病、战死者超过了一半。
诸葛恪在城外堆起土山,猛烈进攻,新城眼看就要失陷,守不住了。
张特使出缓兵之计,对吴军说:“时至今日,我已经无心再战。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仍然未至者,就算投降,其家属也不被治罪。我自受围攻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超过一半。城池虽然快要失陷,但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我要回去劝说他们,逐一辩别好坏,明天一早送名单过来。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做信物。”
说着,把他的印绶从城头上扔给了吴军。
吴军相信了他的话,没要他的印绶,又还了回去。
张特利用这短暂的喘息之机,连夜拆除城内房屋的木材,修补加固城墙缺口,完成双重防护。
第二天,张特对吴军说:“我只有战斗而死,决不投降!”
吴军将士受骗,愤怒至极,加紧攻城,却无法攻克。
南方的夏天,天气十分炎热。
吴军士兵连日作战,疲劳不堪,又饮用了不洁净的水源,造成腹泻、浮肿病流行,生病者过半,死伤之人满地皆是。
各兵营的官吏每天都要报告,越来越多的兵士生病。
诸葛恪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多人生病,认为他们谎报,要杀掉他们。
从此,没有人再敢说什么了。
诸葛恪面临困境,心中苦无良策,又耻于攻城不下,心情不免急躁,忿恨之情常流露于外表。
镇南将军朱异与诸葛恪在军事上意见发生分歧,诸葛恪就立刻夺去他的兵权,驱逐他回建业。
都尉蔡林多次提出军事建议,诸葛恪都不采纳。
蔡林一气之下,骑马逃走,投降了魏国。
魏军由此了解到吴军兵士已疲惫不堪,时机成熟,于是发出救兵,命毌丘俭、文钦率军急进。
七月,诸葛恪被迫率军撤退。
张特守城有功,魏朝廷嘉奖其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其为安丰太守。
撤退路上,那些受伤生病的吴军士卒流落在道路上,互相扶持着艰难地赶路,有的人困顿地倒毙于沟中,有的人则被魏军俘获,全军上下沉浸在哀痛悲叹之中。
诸葛恪却不为所动,安然自若,外出在江中小洲上住了一月,还计划到浔阳地区屯田。
吴朝廷接连不断发出诏书,召他回朝,他才慢腾腾地返回。
从此,诸葛恪在群臣和百姓中逐渐失去威望,人们对他的怨言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