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遗迹重大发现，“禹勤沟洫”才是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根本
中国儒家的大成至圣孔子，对于大禹更是顶礼膜拜，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翻译为现代文就是：“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他的饮食很简单而尽力去孝敬鬼神；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时尽量穿得华美，他自己住的宫室很低矮，而致力于修治沟渠水利事宜。对于禹，我确实没有什么挑剔的了。”
司马迁对大禹也是无限崇敬：“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太史公自序》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因此，大禹是中华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涵，是华夏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代表；没有了大禹及大禹精神，华夏民族就缺少了民族精神内涵。
大禹是华夏先民的一员，是华夏先民的历史人物，本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情。但因为近百年来西方考古学科进入中国，以西方考古学的方法，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长期无法证实大禹与大禹事迹，大禹时期的历史遗迹无法得以证实，大禹与大禹建立的夏朝历史也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与否定，成为华夏民族历史文化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在这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成为华夏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让人遗憾的事情。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一件得到中国历史学界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受地方利益所左右，历史学术界也是碌碌无为，不置可否，使得位于淮河流域的涂山荆山这一重要历史地标，迟迟得不到学术确认，为大禹与夏朝的历史研究提供明确的地理坐标。造成对大禹所在地研究的遍地开花，失去了夏朝历史研究的方向。
近年来，在淮河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发掘了4100年前的禹会遗址。大量4100年前的历史遗迹，证明了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就是大禹会诸侯的地方，证实了大禹人物与大禹会诸侯的历史事实，是大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迹真实存在的最有力证明。
在涂山荆山当地县志记载中“（淮河）东行数百里至于荆山，至淮浦入海。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也实证了大禹才荆涂二山之间“凿山导淮”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是大禹治水事迹的强有力证明，有文献记载，有历史遗迹，符合所有关于大禹治水历史记载的事实。所有这些还不能证明大禹在涂山治水、在涂山大会诸侯，在涂山建立了夏朝，大禹为淮河涂山地区人士？
对于大禹治水，孔子与司马迁还记录了“（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勤沟洫”，历史记载大禹不仅“凿山导淮”还记录了大禹修筑沟渠水利工程，改善古中国人民的农耕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力与生产水平。洫，田间水道也，田间的水沟；沟与洫同义，大禹兴修农耕生产必须沟渠水利，也是大禹得到当地民众拥护爱戴的一项重要功德，与“凿山导淮”工程同等重要。那么大禹“（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勤沟洫”的人工历史遗迹在涂山地区还能发现吗？以此进一步证实大禹在涂山治水及建立夏朝国都的历史事实。
既然大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涂山“凿山导淮”，在涂山大会诸侯，在涂山建立夏朝，那么“禹勤沟洫”的历史遗迹自然不会被完全被历史湮没。
在涂山地区当地的古中国地图中，就有清晰的、大范围的人工“沟洫”遗迹，证实孔子与司马迁所言大禹的旷世功绩。古中国地图如下：
从古中国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荆涂二山的正北方15公里处，那一条条田字型南北纵横、东西贯通的人工沟渠，区别于周边曲折蜿蜒的自然河流。这些沟渠的年代久远，当地无人能道出这些沟渠的挖掘年代，常年造福着当地民众，大禹的故事在当地也是深入人心，流传民间。
在这些人工沟渠的不远处，就是笔者考证的夏朝唯一国都四方湖古城。这些明显的人工大型沟渠与夏河北淝河四方湖相联通，成为四方湖古城地区农耕灌溉、排洪、抗旱、运输、防范野兽、军事防御等多功能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证实了"（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勤沟洫”的历史事实，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延绵不断的真实记录、真实史实。
大禹在四方湖古城建立夏朝国都，首要任务是要解决荆涂二山的淮河水患，其次要解决四方湖古城地区的农耕生产，在四方湖古城的东部开挖沟渠改善农耕生产条件，排洪抗旱，“人得平土而居之”“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勤沟洫”就是大禹造福古中国地区人民的丰功伟绩，也印证了孔子与司马迁所称道的大禹精神，是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
凿山导淮是大禹治理淮河洪水的一项迫切任务，而兴修沟渠水利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强大的个人感召力是无法完成的。这些数十公里范围的人工水利工程，也不是后世任何朝代所能组织的，也绝不会是民间自发劳动所能完成如此大范围的、系统的沟渠建设。这些人工沟渠的建成，造福着后代，为夏朝的兴盛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世人们也在维护着这些护佑人民幸福的水利工程，使得这些大禹时期的沟渠延续至今，造福华夏人民。
遗憾的是，这些夏朝时期的大型沟渠水利系统的历史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当地的认识，现在破坏严重，已经失去了数千年以来的勃勃生机，成为现代化下的臭水沟，逐渐消失于华夏民族的记忆中！
司马迁的“禹勤沟洫”、孔子的“尽力乎沟洫”、孟子的“水由地中行”等关于大禹的描述，是在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区所无力也无法实现的，将大禹及大禹建立功绩与夏朝，定位在黄河流域是一个原则性的、根本性的错误，大禹与夏朝只可能存在于淮河流域，这是大禹与夏文化研究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