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酒文化的传播群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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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当中，流传有汉明帝曾派人西行而求佛法，后使得佛教初传之我国一说，据载汉明帝还修建了白马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佛教在我国日益兴盛起来，僧人分布广泛。
至唐代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繁荣，对外交流频繁，亦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成为唐代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元素，进入了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它开始渗透到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中的某些佛教教义也逐渐成为了大众的普遍观点。
佛教对酒是严令禁止的，他们反对饮酒，甚至把酒当作万恶之源。此外，对于酒，他们有自己的定义和分类。在《俱舍论》中记载有，酒分为由麦等谷物酿制的穴罗、由植物根茎或果实酿制的迷丽耶，还有在穴罗和迷丽耶尚未完全发酵时，便已让人产生醉意，谓其为末陀的三个种类；
又另有分为果酒、药酒和谷酒三种之说。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中还记载有大酒、杂酒的不同类别。严格些来说，凡是一切能使人产生醉意，呈酒色，散有酒香酒味的，无论是果酒、甜酒还是药酒、清酒，都是在禁戒之内的，一旦饮用，则为犯戒之举。
入佛教之后，戒酒为僧人必要恪守之责，在《阿含经》中，还规定有教徒所必要遵守的五个基本要求，即不饮酒、不妄语、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他们认为戒酒是为了更好地修身进佛，斩恶因才能得正果。在他们眼中，酒会使人丧失理智，蚕食人们的精神，颠倒人们的是非，最后使人迷离心智，走上不归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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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酒的消极影响依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大致的归纳，对于世间的在家之人，大多从社会生活和财富事业等得失中来解析酒之利弊。如在《阿含经》中的《阿雀夷经》里面就提到，世间有损财势的六种恶性，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深醉于酒。
经中说，饮酒至失有六：失财、生病、恶名昭著、悉怒暴生、智慧日损、易发斗争。而只有借之以自律，才能使生活安适、事业和谐，财源日增。对于入世的出家众人，酒之危害就不止于凡世间的善恶利弊与得失了，而是将其升华至对出世的解脱的危害。
如在《大管度论》、《州时经》等中，都涉及到了酒至于出家僧人的危害，认为酒乃为昏狂之药，是刺激欲望、破坏修行、萌发恶念、破坏信仰的罪魁祸首，甚至将世间一切错误都归咎于酒之过。所以戒律明规禁止饮酒，而且不但自己不能饮酒，还不能教他人饮酒，甚至不得沾染和酒有关的任何人和事。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中还将买卖酒看作是道德败坏的行业。如此严格的戒律，也确实产生了效果，据唐朝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记载，时有一县，十分虔诚信佛，严守佛义戒律，整个县城内无一酿酒之人。
当然，教内对于禁酒的法令并不是特别绝对的，对于病患之人，如果需引酒入药，或用酒涂抹伤口治病等，亦或是对于那些出家前嗜酒如命，而入佛后因戒酒而难以调节平衡之人，都是有一定的特例规定的，会提供一定的便利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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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其逐渐被本土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进一步世俗化和民间化，这时一些所谓的“酒肉”僧人也随之出现，而且从南北朝时，他们开始被人注意还有了史籍的记载。
唐朝的僧人群体较为庞大，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期的僧人之数量达到了十二万之多。在唐初，时唐高祖武德年间，据载亦有“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的酒肉僧人的出现。
至唐代，禅宗发达，讲究顿悟，明确规定了僧人要戒酒肉、戒妄言，戒杀生等信条。这一时期的僧人传播群体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唐代僧人群体庞大。据《唐代社会概略》记载，唐朝僧道之数多大十二万七千多人，占当时社会人口的九至十分之一。其次，寺庙文化教养较好，儒行合一，群体中出现很多爱好诗文者。
此外，在僧人素质方面，有公度和私度两种统系。公度者即为严格依法规受戒，并得到官许而出家的人，反之则称为私度。最后，僧人中从事社会事业和教化者的较多，常常各处游历。由此，作为酒文化传播者的僧人群体亦具有很大的传播价值。其分布的广泛性对酒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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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僧人中爱好诗文的人和传播教义者经常会利用寺庙等地进行创作，亦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进而推动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尤其是私度僧人的出现，使得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于部分僧人群体中。
随着禅宗的繁盛，立地成佛和肉身成佛之现象和观点亦逐渐流行起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之前的戒律有了新解，在佛教有关的史料中也记载了一些新的酒肉僧人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吃酒肉和尚形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亦有关于此形象的记述。
据传奇小说集《唐代传奇》载，自天竺前来拜谒的唐三藏就是一个饮酒食肉的僧人，其曾在醉后吃呼：“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由此可见，禁酒并非是僧人绝对不能破之规，修佛之人更需修其心中的佛性，而非拘泥于修佛的外在形式。在《太平广记》中也记载有不受僧法戒律之约束，而饮酒食肉的僧人。
此外，小说集《广异记》中记载，贞元时期，亦有僧人好酒，一号称广陵的大师酒僧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好饮酒，甚至常醉卧御道旁。曾有其他老僧劝其要遵戒守律，他竟然大怒并回答说：“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龊龊无大度乎。”
这时期的酒肉僧人并非含有贬低之意，他们大多都是一种正面的形象，酒之于他们更多的是来衬托他们的神僧其僧之怪诞,或是一种情感的寄托。除这些高僧外，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我们也提到过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其也是一位僧人，但却从不坐禅，可谓是一个酒徒狂僧，以饮酒、吃肉、云游、草书为人生四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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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酒相当痴迷，饮酒而狂醉，似乎是作为佛徒僧人的怀素最令人惊叹之举，他甚至会一日九醉，被人称之为醉僧，常与酒徒词客共饮于酒肆之中，而醉酒后一挥而就，创出平日所不能及之作。
由相关的文学资料记载可知，酒之于佛教，乃是万恶之宗，罪恶之源，处于佛教的僧人教徒也大多对其避而远之，但亦有好酒之僧的出现，可见酒的诱惑之大，大大提升了酒文化的魅力和传播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佛教对于酒的禁忌和观念限制了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酒文化的形成和内涵的丰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娼妓群体。我国的娼妓群体出现已久，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娼妓起源于古代的神巫女乐，并且是一个与宗教联系紧密的神圣职业，是为神而献身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才与歌伎、舞伎等产生联系。
大约在战国时期，逐渐变成为一种职业在社会中出现并流行起来。而随着这一群体的发展，其与我国文学和酒文化的发展史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互为影响，交相辉映。
唐朝是我国古代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谐、一片繁荣，人们亦逐渐开始追求享乐之风，唐代娼妓群体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现象。唐朝娼妓群体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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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娼妓群体名目和种类众多。有专供天子享乐的“宫妓”、官方管理的官妓和民间娼妓群体等。她们的出现往往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大大推动了酒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开元遗事》中记载有，唐明皇与贵妃每至酒到酣醉之时，便会令百余名宫妓在掖庭中摆阵歌舞，把酒言欢。
在宫中，这些群体更像是一群歌舞者，有专门的教坊进行管理，她们往往是天子享乐的一种节目形式。而欣赏这些歌舞时，酒乃是不可少的最佳陪伴。还有为一般官臣所享受的官妓，她们大多是以一种奴仆的身份被买卖，或使由帝王赏赐给这些官宦之家，所任职责和宫中教坊之舞妓相似，为官臣群体喝酒谈天的一种享乐。
除了私人的宫妓外，唐代的宫妓大多是由政府官方掌控的，隶属太常寺，由教坊使接管，还设有独立的“乐籍”备案。她们主要的接待对象为社会内的上层集团，每至官士宴请或需乐妓侑酒相伴时，必须要有教坊的行牒，方能召集。
其次，据史料记载，唐代的娼妓不但容资貌美，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品位，谈吐诙谐得体，能诗善文。唐代著名乐妓薛涛，聪慧貌美，且与李德裕、白居易、杜牧等文人都有交往,其不但靓丽姿美，还擅长诗歌。
薛涛喜酒，文人士大夫们也大多都和其有唱酬往来，行酒作令，借酒抒相思之情，如在《谒巫山庙》中，其写道：“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光寺中气势跌宕，情意绵长，怅然愁绪。酒之于她更多的是一种寂寞孤单下的陪伴，相思离绪的传达，是一种借酒浇愁和醉酒后的情绪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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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传有唐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与歌妓们旗亭画壁的故事。据传奇小说《集异记》中记载，一日，三人相约至旗亭饮酒，正好遇到皇家梨园的伶官等数人在此设宴，他们也只能作罢，便避到一处饮酒观看。而醉酒后的歌妓们兴致大发，纷纷离席表演。
王昌龄心生一计，便提议道以这些歌妓吟唱的曲目作品为依据，看三人之中谁人作品入歌最多，来评出高低，推选出诗坛霸主，三人齐连称妙。只听一女伶吟唱到：“寒雨连江夜入吴……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首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传入耳边，其便在墙壁上画上了得意的一道，随之便听得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吟唱开来，其亦在壁上画有一道，接着又有一女伶酣唱到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其愈发高兴得意起来。
而王之涣盛名已久，所作诗词多被乐工谱成词曲，流传甚广，今日却无人吟唱。便指一最为秀美歌妓急道，如果此人所唱再非其之作，此后便再也不与那二君争衡。此外，唐代还设有专门以陪酒为职业的“饮妓”（又说“酒妓”）。在地方州镇，乐营女子一般都为专业性的饮妓，而京中这种以陪酒为专职的女妓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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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们常用“花天酒地”来形容出入于青楼等地之人，可见酒和娼妓的密切关系，她们无论歌舞还是吟唱，都离不开酒的陪衬。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她们对酒的依赖和需求之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和传播的高效性，都对酒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上可见，唐朝酒文化的传播群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首先，传播主体多元化。虽然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地位不同，但酒其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群体的青睐。
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帝王统治者、畅达秀逸的文人才子，还是修身养性的僧人道士、多才多艺的歌舞妓，尽管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中，但他们对酒文化的态度及行为，在经多级传播后，会使更多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感受到酒文化的魅力，甚至会以意见领袖般的影响影响人们的认知，传播范围不断增大，从而促进了酒文化的深远影响和传播。
结语
其次，传播方式多样化。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他们的传播方式亦具有多样化，或以文学作品的流传进行传播，或以传唱方式进行广泛散布，使得酒文化被大众所熟知，推动了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