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唐朝，聊聊拥有289年历史的唐朝，为何热衷“和亲”？
尽管唐代和亲表现出较强的功利和目的，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伦理习俗，但其和平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唐代和亲考述
1.初唐时期的和亲（618-648）
唐建立之初，高祖吸收隋末因暴政和农民起义而亡的前车之鉴，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国力得以迅速恢复。在经济上，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缩减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军事上实行府兵制，拓展军队力量，重兵戍边，备战待敌，巩固国防安全和大一统局面。
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怀柔隐忍政策，以安抚为主，讨伐为辅。至唐太宗时期，国力渐强，对外恩威并施，在用武力手段镇压威胁边境安全势力的同时，兼用仁爱之举。和亲作为和平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手段，在初唐时期得以广泛运用。
2.盛唐时期的和亲（649-755）
自唐高宗在位至安史之乱爆发前，是历史上的盛唐时期。历经“贞观之治”后的唐王朝政治开明、国泰民安、物华天宝，呈现一派繁盛景象。
唐高宗即位后，承太宗之遗风，在政治上虚心纳谏、重用旧臣，颁布《永徽律》大力推行法制；经济上轻徭薄赋，建立常平署，控制物价，稳定民生；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发展科举制度，任人唯贤；民族政策上以招抚为主，实行羁縻统治，安定边陲，使天下大治。至唐玄宗统治前期，唐朝国力达到最盛，史称“开元盛世”。
与之同时，周边民族形势的复杂也给唐造成了较大的统治压力。东突厥余众复国后，东北二蕃纷纷反叛；西北一带作为唐主要经营的地区，又面临着来自于吐蕃的频频侵扰。此种背景下，军事极盛的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示之以威、怀之以惠，继续利用和亲政策，安抚笼络吐谷浑、“两蕃”助唐伐叛，牵制突厥、吐蕃，舒缓边患，巩固大一统盛世
3.晚唐时期的和亲（756-907）
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与人民、统治阶层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突出。政治上，朝廷内部矛盾激化。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徇私枉法，公行贿赂，与安禄山争夺权势；经济上，土地兼并使均田制遭到破坏，朝廷搜刮民财大肆挥霍，加重了人民负担；军事上，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边防实行节度使制度，权力不断膨胀，中央军实力薄弱。
诸多矛盾不断激化，天宝十四载（755），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爆发。宝应元年（762），唐代宗继位，借回纥之力收复洛阳，迫史朝义自，“安史之乱”得以平叛。在经历长达八年的叛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陷入内忧外患局面。
安史余党在北方的藩镇势力急剧扩张，各地节度使佣兵一方，中央无力管控。因此，出于拉拢援兵，平复叛乱，抵御西南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目的，唐晚期主要与回纥、南诏之间建立了和亲关系。
二、唐代和亲政策的启示
唐代和亲史是各民族交往、融合、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史，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在发展与完善的历史基础。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是文化交融与血缘混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和亲则是民族共同体演变的直接历史助推力。
将和亲政策有益成果与新时期民族工作相结合，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民族交往交流视角分析，和亲政策的推行为唐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创设了兼容并包的开放环境，对于维系友好团结的民族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更要切实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深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结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扩大民族地区开放程度，完善对口支援体制和扶贫攻坚、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机遇，自觉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字、传统艺术，实现民族文化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增加民族认同，促进共同繁荣。从民族交融视角分析，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尊重族际通婚，融洽民族感情。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是民族融合度的现实反映。
从历史上看，西汉、隋唐、满清等朝代的和亲与民间通婚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增进民族感情、深化民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民族界限、民族偏见逐渐淡化，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人口流动和互相嵌入式的从业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和社区环境使民族混居、民族通婚现象更为普遍。
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中，要充分尊重各族人民的婚姻自主权，使血亲和姻亲关系通过族际通婚实现跨民族延伸和拓展。加深了解、增进情谊，密切民族交往联系，增强互聚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健康发展
结语：
我们应当客观认识唐代和亲政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和亲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巩固了中央统治，增进了民族交往，推动了民族融合，为古代民族关系的建构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变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和亲的成效并非一劳永逸，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这种短暂的和平是牺牲女权利换来的。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利来则聚，利尽则散，和亲关系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这类封建伦理观念于新时代民族工作而言已不再具有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