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
刘敞（1019年～1068年），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著有《公是集》。
基本资料
本名：刘敞
别名：字原父，一作原甫
所处时代：北宋
出生地：临江新喻
出生日期：1019年
逝世日期：1068年5月11日
主要作品：《公是集》
主要成就：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易学家
民族：汉族
职业：文官、谏院、学士
信仰：儒家主义
官职：大理评事、知制诰、翰林学士知永兴军府、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
人物生平
刘敞在朝为官时，敢于坚持原则，对于不合理的事，常常是切言直谏。嘉祐四年（1059年）冬天，仁宗祭祖先，宰相按惯例率文武百官给仁宗加尊号。刘敞却认为，在灾荒之年加尊号，徒有虚名，接连四次上疏谏止，仁宗觉得刘敞言之有理，尊号就没有接受。另外，郭皇后死去二十年，仁宗命群臣合议皇后的祭礼事，刘敞又认为不合适，他的意见与执政者不合，而仁宗却采纳了刘敞的意见，免议此事。
刘敞办事，不仅对上敢于直言切谏，而且不畏权贵。皇祐二年（1050年）宰相夏竦死后，仁宗不经百官集议，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虽有才智，但为人奸邪阴险，性贪婪，好弄权术，一生的言行与“文正”二字不合，议定谥号是臣下的事，人主不经百官讨论，便直接赐谥，是不妥当的。他三次上疏力争，夏竦终被改谥文庄。仁宗宠妃张贵妃死后，被追谥为温成皇后。有些善于逢迎者，要将温成皇后死日定为国忌日，刘敞认为不可，上书切谏，仁宗只好作罢。宦官石全彬因经营温成皇后坟墓有劳绩，迁宫苑使并代理观察使。石全彬因未能真授观察使，有怨言，三天之后，仁宗果然任命石全彬为观察使，去掉代理二字。命刘敞起草任命书，刘敞封还任命，拒绝草拟委任状。石全彬终于没有得到观察使的任命。
刘敞任地方官时，关心百姓疾苦。注意发展生产。知郓州和永兴军期间，适逢大旱，民众外逃。刘敞采取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有发展。于是流亡在外的灾民，便陆续返乡安居落业，使社会秩序安定，受到百姓的爱戴。同时为了农民的利益，刘敞不考虑个人利害，敢于得罪权贵，压抑豪强。他在知扬州时，发运使冒占雷塘民田数百顷，使许多农民没有田耕而失业。刘敞根据旧的田契，毅然将田地发还民户耕种。刘敞为官清正，曾为民平反冤狱。刘敞发现天长县富人陈氏，由于杀人被捕，暗中使用钱财贿赂官吏，不但得到释放，反而嫁祸于贫民王甲。审理者糊涂结案。王甲畏惧官吏，不敢自白其冤。刘敞另派官复审，不但不能平反，反而使王甲杀人案更不可破。于是刘敞亲自审理此案，才弄清原委，平反了冤狱。永兴军豪强范伟，在当地是大姓，冒占同姓官户户籍五十年，以此逃避徭役，把持官府，屡次犯法，当地官员不敢治其罪。刘敞知永兴军，穷治其事，范亦服罪，未及受刑，刘敞被召回京任职，范伟立即翻案，拒不认罪，继任官员不能决，最后由御史台复审，仍按刘敞的原判执行。
刘敞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学问渊博。翰林学士欧阳修每有疑问，就写成书信派人来向刘敞求教。他当即挥笔作答。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称刘敞“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
有一次，刘敞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人带着他出古北口，故意走了许多弯路，以显示路途的遥远。刘敞熟知地理。对道路了如指掌，就质问对方：“本来有大路可走，用不了几天就可抵达中京，为什么要这么走呢？”契丹人又惊又愧，只得认错。
契丹山地中有一种怪兽，形状像马，却能猎食虎豹，契丹人不知其名，就向刘敞打听。刘敞回答说：“这种兽就是所谓的驳。”刘敞还描述了这种兽的叫声和模样，并且告诉契丹人，在古书《山海经》和《管子》中，都有这种兽的记载。契丹人听后，敬佩不已。
刘敞对金文亦有研究，尝得先秦彝鼎数十，考青铜器铭文，辨识古文字。因以知夏、商、周三代之典章制度，补充史籍之不足。尤长于《春秋》三传，其解经说义，与传统的汉代学者不一样，开宋学者批评汉学者之先声。刘敞既精通经学，又熟悉史学。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时，亦求教于刘敞。王安石、曾巩（均为唐宋八大家成员）对刘敞也很钦佩，说他博学多才。熙宁元年（1068年）刘敞病卒于官舍。门人私下称呼他“公是先生”。
其弟刘攽曾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专任汉代部分，后人合称兄弟俩为“北宋二刘”。刘敞有四子，二子刘奉世最为优秀，他的文章文辞雅赡，在史学研究方面造诣很高，尤其精通汉书学，与“二刘”共同写有《三刘汉书标注》传世，因而后人又并称三人为“北宋三刘”。
轶事典故
刘敞自幼聪明，勤奋好学，精读经书。庆历六年（1046年）与弟刘攽参加丙戌科会试，同中进士。刘敞廷对时本为第一，因编排官、翰林学士王尧臣（天圣五年丁卯科状元）系刘敞内兄，为避嫌疑，宋仁宗将刘敞列为第二，将河南邓县贾黯列为第一。刘敞进士及第之后，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今河南省汝阳县）。庆历八年（1048年）十一月，因父亲去世，请假回家守丧。皇祐三年（1051年）二月，守服期满，奉召还朝，试学士院，迁太子中允、集贤院。第二年，任吏部南曹、考功员外郎。同年八月，权判三司开拆司。皇祐五年（1053年）四月，又权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同修起居注，九月召试，迁右正言、知制诰。次年八月，出使契丹，在契丹一年。还京后，出知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不久又迁起居舍人，知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兼京东西路安抚使。接着又召返，纠察在京刑狱，并曾主试嘉祐四年（1059年）的礼部考试。后因吕溱犯有过失被贬，刘敞认为吕溱过轻而朝廷罚重，与台谏官多次争论，得罪了许多人。于是有的官员与执政宰辅合力攻击刘敞。刘敞自知不能在朝廷立足，适逢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缺编，刘敞便主动请求出守永兴军。于是以翰林学士充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府事。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奉召还朝，判三班院，徙判太常寺。英宗即位后，侍英宗讲读，深得英宗嘉许。刘敞多病，要求出守外郡，遂出知汝州（治今河南省临汝县）。治平三年（1066年）召还，但刘敞已病重，不能上朝，于是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司御史台。
个人成就
他的文章颇有见解。例如《题魏太祖纪》说汉高帝哭项羽，魏武帝祭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风”；策问《孟轲教齐梁之君》说孟轲讥别人“言利”，而自己却讲“好货不害”，是“讥人甚详而自任太略”。这都是不同寻常的看法。此外，刘敞还有《疑礼》一文，说“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见解。关于文风，刘敞重实用而反虚浮。他的《杂说》写道：“今日之俗不矜节义而皆安于富贵，尚文章，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他认为这是“将来之弊”。刘敞的文章比较质朴，自然流畅，近于韩（愈）、欧（阳修）。例如《送杨郁林序》说：“前世之所以能治也,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也，为人择官”，写得慷慨激昂，很有情致。刘敞的诗流传也不少，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例如《圣俞挽词》：“孤宦众人后，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时绝，诗笔四方传。”简洁凝练，辞情相称。
刘敞在经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其对《春秋》的研究上。他的《春秋学》研究自出新意解经，颇多自得之处。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七经小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公是集》等，还与弟刘攽、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在金石之学方面造诣深湛，是个金石学家，且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山人。他开私人收藏著录之先例，把家藏的十一件古器物，使人摹其铭文，绘其绘画，刻之于石，名为《先秦古器图碑》。
诗作轶事
刘敞弟弟刘颁在长安时结识了妓女茶娇，刘颁被召还朝，茶娇路上送别，刘颁赠诗云：“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欧阳修笑说：“贡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刘敞晚年的时候，曾经再娶，欧阳修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
宋史文载
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举庆历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以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
夏竦薨，赐谥文正。敞言：“谥者，有司之事，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谥文庄。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敞谏曰：“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余，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权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秦州与羌人争古渭地。仁宗问敞：“弃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长无羌人之虞，倾国守焉可也。或地形险利，贼乘之以扰我边鄙，倾国争焉可也。今何所重轻，而殚财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规小利，使曲在中国，非计也。”议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
温成后追册，有佞人献议，求立忌。敞曰：“岂可以私昵之故，变古越礼乎？”乃止。吴充以典礼得罪，冯京救之，亦罢近职。敞因对极论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书恶其太直，不兼容耳。”敞曰：“陛下宽仁好谏，而中书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动阴阳，有日食、地震、风霾之异。”已而果然。因劝帝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以消灾咎。帝深纳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诰。宰相陈执中恶其斥己，沮止之，帝不听。宦者石全彬领观察使，意不惬，有愠言，居三日为真，敞封还除书，不草制。
奉使契丹，素习知山川道径，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险远。敞质译人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道此？”译相顾骇愧曰：“实然。但通好以来，置驿如是，不敢变也。”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识，问敞。敞曰：“此所谓驳也。”为说其音声形状，且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契丹益叹服。使还，求知扬州。
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诵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敞辞赴郡，为帝言曰：“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乃去位。
扬之雷塘，汉雷陂也，旧为民田。其后官取潴水而不偿以它田，主皆失业。然塘亦破决不可漕，州复用为田。敞据唐旧券，悉用还民，发运使争之，敞卒以予民。天长县鞫王甲杀人，既具狱，敞见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诱，诱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将论囚，敞曰：“冤也。”亲按问之。甲知能为己直，乃敢告，盖杀人者，富人陈氏也。相传以为神明。徙郓州，郓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敓公行。敞决狱讼，明赏罚，境内肃然。客行寿张道中，遗一囊钱，人莫敢取，以告里长，里长为守视，客还，取得之。又有暮遗物市中者，旦往访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纠察在京刑狱。营卒桑达等醉斗，指斥乘舆。皇城使捕送开封，弃达市。敞移府，问何以不经审讯。府报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鞫狱，皆不虑问。”敞奏请一准近格，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着为令。
嘉佑祫享，群臣上尊号，宰相请撰表。敞说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今复加数字，不足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可惜也。今岁以来，颇有灾异，正当寅畏天命，深自抑损，岂可于此时乃以虚名为累。”帝览奏，顾侍臣曰：“我意本谓当尔。”遂不受。
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以诡僻惑众。文彦博荐诸朝，赐五品服。敞与欧阳修俱曰：“昌期违古畔道，学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诛，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赏焉。乞追还诏书，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深浅。”昌期闻之，惧不敢受赐。
敞以识论与众忤，求知永兴军，拜翰林侍读学士。大姓范伟为奸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敞穷治其事，伟伏罪，长安中言雚喜。未及受刑，敞召还，判三班院，伟即变前狱，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决。
敞侍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谏者或讦而过直。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也，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体改容，知其以义理讽也。皇太后闻之，亦大喜。
积苦眩瞀，屡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见他学士，必问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赐之。疾少间，复求外，以为汝州，旋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宁元年，卒，年五十。
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尝夜视镇星，谓人曰：“此于法当得土，不然，则生女。”后数月，两公主生。又曰：“岁星往来虚、危间，色甚明盛，当有兴于齐者。”岁余而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承大统。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为文尤赡敏。掌外制时，将下直，会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长于《春秋》，为书四十卷，行于时。弟分文，子奉世。
相关争议
后世学者论北宋中期经学风气的转折，常引晁公武、吴曾、王应麟等人著作中的相关论（录）说，而这些说法多涉及刘敞。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四刘敞“《七经小传》五卷”条解题云。
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类录云：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
两相比较，可见二人所录实同出一源。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谓“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亦当与之相关。此说强调了刘敞以《七经小传》为代表的经学在北宋中期学术风气转变中的关键地位，后世学者多援引之而不疑。但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对这一说法的质疑。如牟润孙先生认为王应麟《困学纪闻》“谓解经不守注疏始于刘敞，恐不尽合事实”。其依据有二：
1.“刘原父、王介甫固未尝无影响于宋人之经学，方之孙、胡则或小或后矣。”即认为论年龄，刘敞年少于孙复和胡瑗；论为学，刘敞又后于孙、胡。
2.“安定、泰山之学，不屑于章句间求之，如《七经小传》之书，安定、泰山所不为也。刘氏学问极博，欧公之所推服，然不能与孙、胡相比拟。”即认为论为学规模和革新程度，刘敞难望胡瑗、孙复之项背。
徐洪兴先生亦认为：“长期以来经学史界都把刘敞作为北宋经学变古始作俑者，这是人云亦云的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依据是：
1.此说出自元祐史官，而“元祐史官多是反王安石的，其所言值得怀疑”。
2.“刘敞的《七经小传》确曾在北宋流行过一时，但流行的时间不对。《七经小传》成于何时已难确考，据清四库馆臣的说法是成于其《春秋》学五部著作之后，当为刘敞晚年作品。从欧阳修撰于熙宁二年（1069年）的《刘敞墓志》来看，云‘今盛行于学者’（《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即使把此书的盛行期再前推二十年亦不及庆历之末年（1048年）。”
3.“庆历年间刘敞才二十岁出头，当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疑传惑经之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翻检北宋前期的史籍，从未见载过刘敞此时的事迹。当时刘敞正在忙他的举子业，直到庆历六年（1046年）才进士及第。此后在欧阳修的大力奖掖下，他才名声渐显。”
宋廷对于神宗朝史事的编撰，因新、旧党间存在着诸多对立认识而屡有反复，在相关叙事的真实性上的确留给后人一些疑惑。又，朱熹既编撰《伊洛渊源录》，列周敦颐为有宋“道学”的源头，又持论“道学之渐”云：
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这将宋代“道学”的渊源上溯至孙复、石介和胡瑗。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据之首列《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视胡瑗、孙复为“宋世学术”之先河。后世学者对有宋新学术之开端的认识，受这些意见影响极深，几视之为定论。上列牟润孙先生的第一条依据以及徐洪兴先生的第二、三条依据，显然也与这些说法相关。但考诸史实后，史学家们认为牟、徐等先生的质疑乃似是而非，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