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主要思想：政治思想及音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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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
枚乘是藩府士人中最先对大一统表示认同的人物之一。在刘濞显露出叛乱的政治倾向时，凭借着对时局的理性判断，枚乘感受到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加强，敏锐地察觉到了政权统一趋势的不可抗拒性，于是作《上书谏吴王》，以劝谏的口吻，详说利害，纵横捭阖，规劝刘濞审时度势，勿以卵击石，其立场始终着眼于汉朝的稳定与统一，鲜明地表现出其对大一统的认同。
但不同于晁错等人对朝廷的极端维护，枚乘对于大一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不意被大一统的高压态势消解个人品质或成为两者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愿意面对的是朝廷与地方藩王的相安无事。
音乐思想
从枚乘所作的《七发》中有关音乐的一段文字来看，枚乘的音乐思想主要有：
①功利的社会观。在《七发》中，音乐在扮演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具有娱乐功能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极富功利色彩的道德教化工具。这种观念是由来已久的，音乐之道至迟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被视为人伦之道。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观乐于鲁，从《诗经》的风、雅、颂中感受到的完全是人的道德和品性。儒家的理论一般认为，先王定制礼乐，就是要教导大众明辨是非、趋善去恶，回归人性的正道。
而墨子、韩非子等人的“非乐”无非是说音乐会误性、误国、误民，这也可从反面证明音乐始终被认为是具有功利性的，对社会非利即害，其娱乐功能的被忽略几乎是一贯的，枚乘也不例外。《七发》中的“要言妙道”固然是根治楚太子之病的良方，而枚乘又从功利的音乐社会观出发，认为其次当属音乐，因为它是道德感化的基础，能最直接的反映社会人生，所以他列音乐于其他六事之首，与“要言妙道”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突出了重点。
②尚悲的音乐审美观。三国时人嵇康在《琴赋》的序中概括出了历代音乐赋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尚悲的音乐审美观——“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这种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在《七发》中便可见一斑。《七发》在描写制琴的原材料桐树的生长环境时，极力突出危苦，又选野蚕之丝、孤儿之钩、寡妇之珥为配件饰物，无非是认为只有如此，桐树才浸透了天地万物的悲声和凄凉，具备了悲哀的材质，方成为上等之材，用这等材料制成的琴自然就具备了悲哀的音质。
又写伯牙为歌“麦秀蕲兮雉朝飞”，据汉代扬雄《琴清英》载，“雉朝飞”咏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故事，是一篇极其悲哀婉转的曲词。奏如此之琴，歌如此之曲，正应了文中所说的“此天下之至悲也”。而《七发》本以七事启发楚太子，音乐的“至悲”和饮食的“至美”、车马的“至骏”、游乐的“靡丽皓侈广博”、田猎的“至壮”、江涛的“怪异诡观”和“天下之要言妙道”六者并列同提，可知音乐的“至悲”也即音乐的“至美”，而天下最悲哀婉转的曲调和歌词，在枚乘看来也就是天下最美的音乐。
③极致的艺术美学追求。《七发》中有关音乐的一段文字，无论是写桐树的生长环境，写制琴，写演奏还是写音乐之美，给人一个最直接明白的印象就是，枚乘在力图通过遣词造句营造出一种趋于极致的艺术效果，“至悲”或者说“至美”就是枚乘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说枚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毫不为过的。这种在音乐方面的极致的美学追求，或许与枚乘本人作为一个成功的、杰出的辞赋作家的身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极尽铺陈之能事”本来就是辞赋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可以说，“极致”不仅仅反映了枚乘对音乐的美学追求，同时也是枚乘对整个艺术的美学追求。
养生主张
枚乘把养生与转变腐败风气，甚至与国家的安定、政权的巩固紧密联系在一起，倡正反邪、倡勤反惰、倡动反静、倡节制反纵恣、倡康朗阳刚反萎靡淹沉。其养生主张有：①提倡蔬食淡饮，力戒腥酞肥厚的饮食习惯;②提倡户外活动，拥抱大自然，登高远游来娱悦身心;③提倡参加社会活动和激烈的运动，以磨砺自身的体魄，开阔自己的胸怀;④提倡加强自身的精神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用音乐和健康的活动陶治自己的情性，抵制不良生活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