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有助于澄清对于皇帝权力的误解。在中国老百姓眼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尽在掌中。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说得就是皇帝不容置疑和反驳的权力。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皇帝的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
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一、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中华文明,从商周到战国末期,王朝的治理结构一直以分封制为主。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广人稀,中央王朝的管理半径十分有限,无处触及到边远区域。
假设中央王朝派遣自己的人去边远地区管理。但由于通信、交通条件的落后,中央是无法及时并有效掌控边远地区的人事权、财权等重要事项的。
久而久之,派遣到边远地区的管理人员,也就慢慢脱离了中央王朝控制,异化成了边远地区实际统治者。出现这种情况后,中央王朝需耗费财力与军队去讨伐。但即使讨伐成功,派遣的下一个管理者,依然会慢慢异化。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在这种条件下,分封制就能很好解决这种治理难题。中央王朝干脆承认边远地区管理者(诸侯)的统治地位,而条件是他们要奉中央王朝为老大(天子),并按时上贡和遇事承诺出兵等。
这样,中央王朝也就不用费力去管理边远地区了,每年开开心心收贡品,遇到需要干活的事情,让诸侯们出点人,就完事了。
就拿周朝来说,灭商大战后,周朝入主中原。天子开始分封,将天下土地分封给宗室、功臣、前朝贵族等,以拱卫王室。《荀子》记载:(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通信和交通越来越发达,中央王朝的管理半径也随之扩大。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开始尝试实践郡县制。如,县制起源于春秋楚国,郡制起源于春秋秦国。
在郡县制下,中央王朝直接管理辖内所有领土,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制。秦皇光耀万古,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集权方式下的大一统。《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
李斯等人在称颂秦皇功绩的时候,顺便也比较了下分封制与郡县制。他们说,上古三皇武帝统治的区域方圆不过千里,他们分封的诸侯是否尊天子号令,完全不由天子制约。现在陛下统一四海,废除分封,设立天下三十六郡,天下都在陛下法令掌控之下。
这大概就是君主专制的最早出处。由于秦始皇的掌控能力很强,有人便以为所有的皇帝都跟秦始皇一样,权力大到没有任何约束。
二、皇帝是一种职业,也需遵守一定规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自秦朝建立、汉朝巩固、隋唐完善、宋朝加强、明朝大大强化、清朝到达顶峰。
中央集权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2.中央内部权力如何分配?
当然,在秦始皇、明太祖之类精力无限的劳模眼中,上面两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凡事自己亲自干,一切都得听自己的。
但对于一般的皇帝而言。这两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帝位很可能不稳。
第一个问题,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盛世的时候,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力自然很强,这时候权力分配的核心在中央内部。但在王朝末期,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就会倒置了。
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西凉董卓带兵进京,祸乱朝廷、为所欲为。那时候,中央势弱,没有任何对抗的能力。董卓对皇帝任行废立之事,而朝中大臣不敢言。
之后,三国乱世,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如同傀儡。哪有半天权力而言,更别提不受约束了。
在王朝末期的时候,皇帝是很惨的,要看地方豪强眼色苟活,一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比如,唐末的藩镇节度使割据,完全无视中央和皇帝,任行废立。朱温篡唐,就跟玩一样。
第二个问题,中央内部权力如何分配?上文说到盛世时,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很强,中央权威高于地方,皇帝自然就尊贵无比。但是否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不受约束呢?
这种情况下,皇帝依然要受到约束。这时,帝国的权力需要在中央内部进行有效分配。如果分配不好,皇帝也会很危险。
皇帝是一个人,是人就有精力的极限。中国地大物博,自然事情也就多。帝国每天需要皇帝决断的事情太多了,皇帝如果每件事都亲自干,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史记》是这么记载秦始皇勤政的: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
天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有秦始皇决断。大臣上书的奏章日夜不停息送进皇宫,而秦始皇不看完不休息。
可见,皇帝要真玩命干,哪得多么累?不是每个皇帝都像秦始皇那样扛得住。于是,就急需替皇帝分担繁杂行政工作的人员相。
相权在长期替皇帝分担工作的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权力。相权强时,皇权就弱;皇权强时,相权就弱,如同跷跷板一样。
如果皇帝刚登基,那么相权就显得十分强大,可以左右皇帝意志。这时候,皇帝当然不能随心所欲了。随着皇帝日渐成熟,从相权处取回自己权力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比如,汉宣帝诛杀霍光家族。虽然霍光对他有迎立之功,但相权已经威胁到了皇权,霍光家族非除不可。
围绕相权和皇权之争,所谓的宦官、外戚也被皇帝用来对抗相权。如,东汉末年的外戚与官宦、唐末的宦官、明朝的宦官,其实都是皇帝用来对抗相权的工具。
皇帝离不开帮他处理政事的宰相,但又讨厌宰相分享自己的权力。于是,在中央层面,皇权与相权纠葛了几千年。历史,就在这种纠葛中不断前进。
虽然朱元璋废除丞相,但他的后代以“内阁”的形式,赋予大学士以“相权”。于是皇权与相权继续纠葛下去。
所以,皇帝虽然高卧九重天,但帝国的权力辐射范围太广,皇帝一个人是无法独占所有权力的。地方和中央、相权和皇权,都是参与权力分配的主体。皇帝的权力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故君主专制下的皇帝,不能为所欲为,也需要在一定框架和规则内行使权力。
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古代皇帝虽然位尊九五,但却的确要受到某种制约,以便约束住皇帝为所欲为之心,确保一家一姓之江山能够正常运转。
那么是什么样的制约,竟然能制约住号称为“上天之子”的皇帝呢?当然是封建礼法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强调要以“孝”治天下,而这个孝就是封建礼法的核心之一。而那所谓的“三纲五常”以及“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的封建道德观,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孝”来运转的。
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强调“孝”呢?因为“孝”是能够有效区分上下尊卑、长幼秩序的利器!只要臣民百姓遵从“孝”,那么做为“君父”的皇帝,自然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皇帝既可以利用这套封建礼法维护统治秩序,又可以借此巩固王朝的统治基础。
既然皇帝要求臣民百姓们不折不扣地遵守封建礼法,那么皇帝自己首先就得做出榜样才行。如果皇帝不愿遵守封建礼法,自然就无法使臣民百姓们心服,如果臣民百姓们不服,皇帝就将失去权威。而如此一来,皇帝的宝座也就坐不稳了!
历史上不乏既能恪守封建礼法、又能勤政爱民的“明君”,比如唐朝的李世民、清朝的康熙皇帝等,他们或以勇于纳谏而留名青史,或以勤于政事而闻名。
而既然有“明君”自然也就会有与之对应的昏君,封建社会形成之前的夏、商、周时代,虽然还没有成体系的封建礼法,但却也存在着依靠“宗族礼法”治天下的特色。
而那些不愿受制于“宗族礼法”约束的君主,因为贪图奢靡享受和为所欲为,而被视为昏君、暴君或“独夫民贼”,比如夏桀和商纣和周厉王等。在封建社会形成后,也不乏有隋炀帝杨广等“昏君暴主”,而他们都无一例外的,以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而收场!
这是为什么呢?正是由于他们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从而导致出现“基础不稳,地动山摇”的后果!由此可见,当皇帝难,当一个“明君圣主”更难,当一个留名青史的“千古明君”尤其难上加难!因为这不仅需要皇帝收敛“权力欲”,还需要皇帝收敛“图虚荣求享乐之心”,将全部精力放到枯燥乏味的政事上,才符合传统的“封建道德观”!
如此一来,对那些素质不强、意志不坚定的皇帝而言,自然会因为处处受到制约而感到难受,这皇帝当得也就不那么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