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奴婢社会地位低下，处境有多悲惨？
在封建社会，妇女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而身为伺候人的奴婢，其悲惨处境可想而知，尤其是婢女更为悲惨。历史上，很多婢女被视为玩物和工具，而备受其主子肆意欺凌和悔辱。她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呢？
在唐代，许多家婢成为王侯与士大夫消遣取乐的玩物。据《天宝遗事》记载，岐王在年轻时，贪恋女色，轻薄婢女。每到寒冬来临，他放着碳火不烤，而将冷手伸进婢女的怀中，靠揣摩她们的肌肤而暖手。
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亦不亚于岐王。每逢冬天，他都要挑选一批丰满肥腴的婢女组成肉阵，即众女人围坐其四周，以借她们的体温为自己取暖。
又据《钗小志》记载，南唐司空孙晟，他悔辱婢女的行径也令人发指。孙晟在每次吃饭时，便令有关婢女各执一器皿环立其身旁，服侍他进食，称之为“肉台盘”。而更有甚者，则要数西晋的石崇了。
据宋乐史《绿珠传》记载，西晋石崇不仅以豪奢名闻天下，而且其悔辱婢女也颇具代表性。据说，石崇的家宴通常是与众不同。每逢大宴宾客时，除照例有美艳家妓轻歌曼舞助兴外，还另有婢女欢笑劝酒。
如劝酒无效，凌辱打骂是家常便饭，轻取性命也如儿戏一般。一次，某丞相与将军同到石崇家赴宴。席间，石崇命婢女前来劝酒，开始两人以酒力不胜而婉拒。这时，石崇发话说劝酒不力的婢女都要被处死。
丞相不忍看到悲剧发生，遂勉强饮之，不久就酩酊大醉。而大将军则不然，他是“故不饮，以观其变”，想看看石崇究竟会怎样。没想到石崇果然视婢女性命为草芥，接连有三名婢女成为其刀下亡魂。
很显然，这场悲剧的总导演是石崇，副导演是大将军，在他们的眼里，婢女只是其寻欢作乐的工具而已，毫无人格可言。家主在婢女身上任意发泄兽欲，也是婢女悲惨命运的一个突出表现。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描写一批肆意侮辱婢女的衣冠禽兽。比如有身份的贾赦，尽管儿孙满堂，年事已高，但仍淫心不减，将年轻貌美的婢女“左一个右一个的，放在屋里”。又如迎春的丈夫孙绍祖，也是如此。
这虽然是文学作品，但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明代，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有一极其贪淫的豪绅，“仆人妻，无得免于乱者”，几乎都受到他的侮辱。据说在当地，主人侮辱仆人妻女之事极为普遍。
有些婢女为保清白而抗拒不从，则往往要受到主人的报复和迫害。如苏州缙绅，他在遇到婢女不从时，他会对婢女进行惩处。轻者则被脱去裙裤“使露双股，仰天而卧，一数十，有号呼者，则再笞加数。”
稍重者则会“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在他看来，刺背、剪舌头和枷脖颈都不是重型。而对坚决不从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态万状。”
还有一些婢女因不从而被迫害致死。如乾隆年间，某驸马侮辱婢女遭拒后，竟将其扒光衣服，抛置雪堆中，任其活活冻死。
此外，婢女还往往受到主母的残酷迫害与摧残。历史上，婢女总是处在两头受气的悲惨境地，一方面要遭到男主人的任意玩弄。另一方面，主母又会因她们与男主的关系，而横生妒忌，对她们施以无情的迫害与摧残。
主母对婢女的迫害往往是使用极其歹毒下流的手段，婢女受到的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精神方面，如为防止丈夫见色起意，主母就不许婢女理发涂脂，使她们整日蓬头垢面，还有各种无法忍受的毒骂。
在身体上，破坏手段更为恶劣。但凡夫与婢女有染，妻便脱去婢女衣服，以辣椒等辛辣之物，放到婢女的下身。毫无疑问，这一手段是极其下流、残忍的。然而，在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为毒辣的摧残手段。
据《坚瓠秘集》记载，安徽亳州有一士人侮辱了婢女，其夫人不但不同情婢女，反而将大蒜头捣烂，放入婢女下体中，并用针线将其缝住。结果这事激起民愤，许多邻人都跑去衙门为婢女打抱不平。
官府闻之大怒，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唤革工数人，携锥绳之物，欲缝妇人阴。”其后，经士人百般求情，并捐出家财，才使此事平息。
同书又载，清顺治年间，江苏毗陵有一婢女，因受主人引诱而与之发生关系，其夫人获知后，“竟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并将锁的钥匙丢到井中。婢女整天“叫号欲死”，无奈之下，人们只能请来铜匠用铁丝将锁打开。
由此可见，古代的奴婢不但社会地位极低，而且处境也极其悲惨。不但精神上要受到摧残，身体上也要遭受巨大的破坏，处境不可谓不惨。
时代不同，而制度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奴婢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用“古代”一个词就能准确将2000多年的奴婢制度讲得清清楚楚。
古人眼中奴婢的准确概念《说文》中讲“奴婢皆古之罪人”，《三国志魏志毛传》中说：“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从这两条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概念，那就是罪徒是奴婢的一种来源，犯罪之人主要的刑罚就是发配为奴。
那么，奴婢还有什么来源呢？蓄奴是贯穿整个中国封建史的风尚，破产的自耕农为了生存会成为奴婢，而也有很多老百姓是被公私掠卖为奴婢，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战俘、罪囚、民人投充、丁口买卖。
奴婢，并不等同于奴隶社会意义上的奴隶，它只是封建社会奴隶制的残余，在奴隶社会，奴隶不仅没有社会地位，任何人身权力，而且还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奴婢却并不是这样的，比如两汉的官私奴婢，仅是贵族家里的装饰品和仆役，并不种田。
那么古代奴婢的地位是什么情况呢？
秦汉时期的奴婢社会地位根据奴婢的从属关系来划分，秦汉奴婢可分为官奴和私奴两种。官奴属于官府所有，来源有罪人及其家属、官府所没入之私奴婢及四人为买官、拜爵、免罪而入奴婢于官府的，他们被大量用于冶铸、官府杂役、诸苑养狗马禽兽或赏赐官僚贵族，可以买卖，并有一定的价格，其衣食依靠官府供给。管奴婢的身份是终身的，甚至遗留给子孙，但也可以通过放免回复庶人身份。
私奴则属于个人说有，秦朝时数量较少，汉代日益增多。上自皇帝、下至地主、商人、庶民都蓄有私奴。私奴一般在个体家庭内充任家内服役，也有一部分用于手工业、商业。
奴婢并非没有一定的人身权利，《秦律》中规定，如果主家擅杀奴婢，必须报官府批准，否则法律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是用其他方法“杀伤”奴婢，不管其动机、方式如何、法律将追求其刑事责任。
秦汉时期，大多数奴婢一无所有，但也不乏拥有个人财产的奴婢，从已有的史料看来，秦汉普通奴婢的财产权，不包括对土地的所有。奴婢除了有一定的财产权之外，还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同时，秦汉奴婢拥有婚姻权，一般而言，官奴婢的家庭一般是非独立性、没有生活自由的家庭、私奴婢也有自己的父系小家庭、但主奴关系并没有变化。
唐时奴婢的社会地位从唐代的诸如《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等相关律令资料中可以看出：唐代奴婢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的婚姻不能自主，没有明确的个人财产；奴婢身份一旦确定便终身难以改变。
不过，在唐代律令中，也有对奴婢生命权、健康权的有限保障。在《唐令拾遗仓库令》中则规定给奴婢一定的粮食以供维持其升级，到了唐代中后叶，奴婢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些许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奴婢制度开始想雇佣关系转化，人身依附关系开始逐渐减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奴婢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在其以前奴婢的数量和规模一直都是封建王朝试图控制的，因为如果存在数目庞大的奴婢，这不利于社会生产，不会增加国家税赋，政府也无法控制这些人口。奴婢制度的变化，是封建王朝朝着中央集权进一步迈进的表现。
宋时保护奴婢人身权划时代的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奴婢制度也因为社会文化、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宋代法律规定，人力称仆、女使为婢、合称奴婢，是被人雇佣使唤的加内服役者，是良人。其人身权（生命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依法受到保护。
两宋立法惩处雇主擅杀奴婢，历经从重到轻的过程，北宋立法重于唐律，南宋处罚官吏轻于北宋。宋太祖、宋太宗时用“杀人者死”之法，当时的外戚王继勋（太祖王皇后的弟弟）在西京河南府（洛阳）先后杀掉了奴婢上百人，后阿里啊被宋太宗斩首于洛阳。
但从宋真宗开始，擅杀奴婢者，不再偿命，但必须追求刑事责任。量刑的情况大致上按照斗殴误杀伤的杂犯罪从轻发落。
宋代的奴婢，不再是唐以前的贱民身份，而是属于有户籍的庶民，他们享有支配完整的人格权。仁宗时，宰相陈执中，因为杖责女使（女奴婢），被号称铁面御史的殿中侍御史赵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谴，岂宜肆匹夫之罪，.......违朝廷之法。”
同时，宋代的奴婢还享有人身自由权，在那个时候，官府就已经重惩拐卖妇女儿童为奴婢者，收买被掠卖的男女为奴婢者同样获罪，反对强行雇佣债务人或其子女为奴婢，并且立法。宋代的奴婢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主人犯罪的话，奴婢不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这是此前的时代所有没有的律令。如果是典雇女使，雇主违约女使家属可与雇主对簿公堂。北宋严格规定雇佣女使的期限为五年，南宋延长到了十年。
北宋之所以出现这么特别的奴婢制度，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驱动。奴婢脱离了自古以来的贱籍，从民事权利客体向主体转化，由同主人资财变为契约自由的，用独立人格的编户齐民，虽为良人中的最低等级，成为有限制的民事权利主体，但其整体地位提高这一变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拔起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