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有明君昏君,为什么就是没有暴君？

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暴君，比如秦始皇帝嬴政，三国时吴皇帝孙皓，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石虎，南北朝时期宋前废帝刘子业，南北朝宋后废帝刘昱，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宇文，隋朝炀帝杨广等等。

可到了宋朝，却只出现过昏君明君，而没有一位皇帝是暴君。其实，之所以宋朝没有暴君，跟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的仁义之治有莫大关系。

赵匡胤黄袍加身，以仁义治国。

影视剧里，赵匡胤在护送京娘回家途中与陈抟老祖聊天时，就对陈传老祖说，拯救天下黎民苍生，其实跟他拯救一个村子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当今世人，只知道占地盘，今天你夺了他的都城建国，扩地盘屠城杀百姓。明天人家又夺了你的都城建国，接着又是扩地盘屠城杀百姓。

年年战争，年年如此，让天下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这样的战乱时代何时是个头。

他的宏愿就是肃清天下纷争，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君王能用仁义去治国。

之后更是在发动陈桥兵变，手下兄弟将黄袍穿在他身上，让他称帝之时，他就跟那些士兵将领们说要约法三章。

内容则是：

其一、不得惊犯小皇帝和太后。

其二、不得凌辱王公大臣。

其三、朝廷府库和百姓不得侵掠。

赵匡胤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

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不得惊犯太后和主上，不得侵凌公卿，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赵匡胤于是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只有这些将领士兵们都答应了，他才同意做这些人的皇帝。他这么做的目地看似是为了保住后周柴氏家族的命，保住后周那些士族们的命。

其实真实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获得后周朝臣士族贵族们的支持，也让天下百姓能够看到希望，赵匡胤能满足他们，使之天下止于无休止纷争，百姓能安居乐业。

这也实现了他心中的宏愿，即：

止战乱，以谋求百姓安生。

所以在他登基之后，立马给了柴氏家族铁券以保柴氏世代都太平，毕竟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对赵匡胤有恩。

夺了恩人的江山，再杀恩人后代，就显得自己是无仁义无德行，这跟那些夺江山后屠他国城之辈有何区别。

如此，天下百姓谁支持他服他？那些士族士大夫又有谁支持他跟随他？

这就与他止战乱，肃清天下的愿景相悖。

赵匡胤好登基称帝，建立大宋。在先灭北汉再收南唐，灭后蜀汉，真正统一天下中原以后，他没有学汉朝初期刘邦杀功臣那样做，而是采取了办宴席。

在酒桌上，他三言两句就收了那些功勋将领们的兵权，使之不会出现手下部将拥兵自重再来一次黄袍加身。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削弱相权的同时，设置通判和御史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赵匡胤沿袭了唐朝制度，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开始任用后周范质，魏仁浦，王溥三人为相，后来任用赵普为相。

赵匡胤担心赵普相权过大，又分设了参知政事一职，由薛居正，吕余庆担任，随后增设韩林院。

地方上，派文臣去担任知州，过去都是为了守住城池，由武将担任知州一职，如今害怕知州像李重进那样起兵造反，所以便派文臣去。

说到这里，其实赵匡胤的治国策略并不是真的要重文轻武，他觉得，文官即便全部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将。话外音是文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呢，文官的危害相比于武将来说要小得多。

所以，才采取重任文官。

赵匡胤曾对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

而为了防止文臣贪污，欺压百姓，出现不作为的情况，又增设通判一职，通判的职责就是负责监督地方知州的，同时地方知州也可以监督通判。

两者互相监督。

赵匡胤又担心地方通判跟知州合污，于是又增设御史台，负责监管朝廷官员和天下各州官员，甚至连皇帝都可以指责批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相互监管的官员的较为完善的制度。

任何一方想造反，或者出现贪污，不听朝廷指令的，朝廷都能及时加以阻止。

其实，这看似对于朝廷皇权有好处，但是办事效率很低，到了徽宗时期，一遇到事情了，就互相推诿，而且都互相监管，情报更是准得很。

主和派与主战派大多不是真心的，除了张叔夜这些人，差不多都为自己的前途搞投机。这类人多，例如北宋末的徐秉哲，王时雍，还有足球王子高俅等。

为了让大宋延续千秋万代，赵匡胤给后世君主写了祖训，刻在石碑上警训大宋后世皇帝，也就是“太祖誓碑”。

碑文祖训内容说，要让后世之君永远保柴氏家人太平，即便有罪，除了擅杀这种大罪死罪外，都要对其无罪释放，赵匡胤认为自己的江山是从后周夺来的，在登基称帝前就对符太后说了要永保柴氏家族。

对于上言劝谏的人不能杀，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安定，规劝皇帝作为的，是对国家有用的，唐太宗李世民就任用魏做谏官来纠正皇帝的错误，使百姓安康，所以这类上书言事之人，也不能杀。

士大夫都是来自名望世族大家，他们也是朝廷要拉拢的对象，获得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让朝廷免战争，士大夫也不能杀。

还有，无论国家经济如何难都不能给百姓增加赋税，尤其是农田之赋。

如果后世之君没有做到，或者做出违背这则誓言的事，那么，天必殛（灭）之。

也就是说，如果后世皇帝做到了，那么这样的帝王还不是盛德之君，不是人人称颂的帝王，那我们都是无知无识之人了。

关于这份太祖誓碑的资料记载，有两种不同的信息来源。

第一：勒石三戒。

“勒石三戒”。王夫之说：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

第二：来源于陆游的《避暑漫抄》。

宋陆游《避暑漫抄》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会来这里看一眼他大哥刻写的祖训，并且宋太宗在立太子后也会告诉太子要谨记太祖帝的训言，告诉太子这训言得代代相传。

因此，宋朝的文官，尤其是上书言事的官员们都敢于直谏帝王过错，哪怕到了宋徽宗这个皇帝这里，都有谏官士大夫痛批宋徽宗的那些所作所为，而宋徽宗顶多是将他们贬官，都没对其动刀。

还有南宋后边的宋度宗，都如此荒淫昏庸了，也没因自己一时之怒杀那些人。

在北宋时期，文官得罪皇帝，顶多被贬到其他地方，比如苏轼，他由于跟王安石等变法派不合而被皇帝贬官。

而到了南宋后才出现先贬后杀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地少。

所以呢，正是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以及治国策略，还有写的那篇警示后世君王的碑文，才让整个宋朝统治的319年里，没有出现过一个暴君，就只出了宋徽宗，宋度宗这样的昏君。

因为宋朝重文轻武。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