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才三令是怎样的历史典故？

这个问题有书君来回答吧。

曹操的“求才三令”出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指从公元210年到217年的七年间，曹操三次下令，广求天下人才，充分体现了曹操作为卓越的政治家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心胸气度。令本无名，因内容都涉及访求人才，故后世史家将其合称为“求才三令”。

第一次：建安十五年（210年）背景：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败回北方，南北鼎立的态势初步显现。

内容：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释意：自古接受天命及中兴的英主，都是与贤人君子共同治理天下。如今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迹。像孟公绰（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清心寡欲但才能一般）这样的清廉隐士，在晋国的赵家、魏家做家臣会很轻松，但如果做滕国、薛国大夫，就会显得能力不足。

如今天下有没有太公姜尚（在渭水边钓鱼，80岁才遇到周文王，成就灭商大业）、陈平（西汉开国功臣，道德水准太差，在家时与嫂子，投奔刘邦后收受将领贿赂。但得到刘邦的同乡魏无知的推荐，终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请大家不计其德行，唯才是举。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年）

背景：曹操击败韩遂、马超等割据势力，平定关中返回洛阳，伏皇后策动伏氏诛杀曹操的事情败露，曹操毒杀伏皇后。

内容：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

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释意：有德行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有德行。陈平、苏秦（战国时期提倡六国合纵抗秦，最厉害的时候身佩六国相印，曾经凭嘴巴说服齐宣王归还攻占燕国的10座城市，但他反复无常，在燕国时还与燕易王的母亲）都不是有德行的人。

但陈平辅佐刘邦建立西汉，苏秦帮助燕国强大。所以说，人才都有短处，不能因为他有短处而不看到他的长处。

第三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

背景：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

内容：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释意：伊挚是辅佐商汤灭夏的开国功臣，出身于厨师，以陪嫁奴隶的身份到商汤身边。傅说是商王武丁时从事筑墙的奴隶(奴隶工，混得比农民工还惨)。武丁重用傅说，终使商朝强盛，史称“武丁盛世”。

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西汉开国功臣。

吴起是战国名将、改革家，但此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齐人攻鲁国，鲁国准备用吴起为将军出兵抗齐，但吴起的老婆是齐人，鲁国怀疑他。于是吴起立刻杀掉妻子，最终率领鲁军大败齐国。

后来在魏国时实施军事改革，建立魏国精锐部队武卒，在阴晋之战中以5万击破秦军50万，一生70余战，从无败绩。

在楚国推进改革，楚国强盛一时，史书称“诸侯皆患楚之强”。如今天下该不是有品德完美的人吧？只要有勇敢的，或者可以做文官的，或者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哪怕他有污名，品行有亏，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举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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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为了招揽人才，曾三下求贤令，他的《求贤令》是中国最早标榜唯才是举的政令文，其背后是有深深用意和典故的。

人才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关心的问题，并且都有自己的选才标准。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诸侯用人往往不拘一格，杀狗卖酒之士，鸡鸣狗盗之徒，有用即用，但从无招贤之政令；两汉时期，帝王曾多次下过求贤诏令，但大都以先道德而后才干为标准，从没有讲过“唯才是举”的话。而曹操在其《求贤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先贤任能的标准。

《求贤令》写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使曹操统一中国的大业遭受到了重大挫折，但曹操仍未放弃理想，仍以“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精神积聚力量。曹操从失败中深深感受到人才对成就大业的关键作用。他写于此年的《短歌行》中所谓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了他求贤若渴，广泛延揽人才之意。

《求贤令》提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讲出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今天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指出了求贤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提出了择人的标准：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翻译过来就是说：齐桓公称霸全赖管仲，而管仲并非“廉士”；现在难道没有像隐居渭滨的姜太公那样的怀才不遇之士吗？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有点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有才之士吗？有点小毛病没关系，只要有才，就请诸位将其推荐给我。这里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择人标准，应该说是一大创新之举。他的不拘一格选人的思想，在其《求贤勿拘品行令》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列举了伊挚、萧何、韩信、陈平、吴起等人的例子，说明有才是最重要的，并明确提出，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均应举荐，“勿有所遗”。从此可以看出，曹操在用人问题上有他全新的标准，确为道前人之所未道。鲁迅先生在讲到曹操这类文章的特点时说：“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作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说的便写出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通脱自然、放言无忌，正是曹操文章的最重要特点。

因此说，《求贤令》是中国最早提倡“唯才是举”的政令文，以其思想解放和文风解放而深深影响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