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梅子雨summer,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他在井冈山上起义兵,赤水河前破敌营,保留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原本以为他只是军事奇才,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箴言,讲尽了古今兵法本质,抗日、打老蒋、抗美援朝,在他的前瞻性眼光下,我们百战百胜。
但是他又留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略方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融合;他还参与了宪法的制定,他熟悉中国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群,在他的引导下,吃的饱了、穿得暖了、飞机坦克有了、巡洋驱逐舰有了,连原子弹都有了。
最关键的是他在天安门那一句:“人民万岁!”人民实实在在地当家做主了。
在中国历史上能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者兼具的所谓的完人为数不多。但在近代有一个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武能上马平天下,文能下马治国家。
在绝大多数都在为当官、发财而读书时,十四岁的周恩来就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这句话而践行着。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解放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像是总管家一样,每天干着繁杂的工作,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哪里都有他的身影。可是他任劳任怨,从不发一句牢骚。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但是他仍然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坚持在工作岗位。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于北京,三天后灵车驶过北京长安街,百万人民群众自愿的站在街道两旁,悲痛欲绝,在十里长街上,热泪横流,目送总理离去!为悼念周总理,联合国也降半旗为总理致哀。
在很多名人里,周总理是唯一一个不留骨灰,将骨灰撒在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看护着我们。周总理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和人民操劳一生,死前还不忘人民。
所以说周总理就是一个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一生没有任何污点,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即使经历了好几代人,但是我们依然不会忘记他,他是我们最值得敬佩的人。
汉武帝独尊儒术,汉宣帝师从儒学泰斗中翁,为何都用法家治国?
西汉初年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就对儒家之说不感兴趣。听说六十多岁的老书生俪食其求见,就故意在洗脚的时候见他。
这种态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在汉初几乎断绝。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了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社会思想所呈现出的已经是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的局面。
随着统治阶级力量的不断强大,为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就成为当务之急。
公元前134年,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诚恳的下诏,寻求治国良策,45岁的博士董仲舒上奏一本《举贤良对策》
就是在这一大篇文章里,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的儒家理论,而且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诸子百家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于这一点,汉武帝尤为赞同。
在当时的情况下,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朝的集权统治,对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贡献。
可是,汉武帝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一方面尊崇儒学,另一方面,也一直“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时期层出不穷的酷吏们,就是他治国的利剑,也是法家治国的标志性彰显。
比如汉武帝欣赏的大臣汲黯推崇道家,再比如法家的张汤,严刑峻法,以至于民怨愤腾,但这些人都得到汉武帝重用。
而为了加强汉朝的一统集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实行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力促诸侯国解体。
另外,汉朝规定;每年八月举行饮酌大典,诸侯王和列侯要献“酌金”助祭。
公元112年,汉武帝就以列侯酌金重量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了106个列侯的爵位,以后又以其他罪名废掉了一些侯国,从此诸侯王格局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史称“酌金夺侯”。
后人概括汉武帝所有这些手段和措施,得出结论,认为汉武帝治国,是“儒为其表,法为其里,济之以道”。
汉宣帝小的时候,因为家世关系,也算坎坷得很,出生就是劫难,被掖庭令张贺、太监救下,先是养在宫里的监狱里,后来是流落民间,再后来进宫、受儒学教育,曾向东海人中翁学习《诗经》。
继位之初,政治上基本承袭前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特别在前期,霍光辅政,诸事皆可因循,萧规曹随。
而自汉地节二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开始亲力亲为,首先,搞掉了腐败的霍氏集团,在国家的治理上,摒弃儒学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的治国理念,采用道法合一的治国方针。
汉宣帝的太子刘,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这是个综合素质极强的青年人就竭力劝谏汉宣帝,说陛下您怎么重用酷吏,以至于国家刑罚太重,民怨很大,而不是去重用儒生治理国家呢?
汉宣帝听后气的大声斥责当时的太子刘:“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段话就是说,我们汉家治理国家精髓,既有王道(儒家),也有霸道(法家),怎么能是纯粹施行仁政、恢复周朝那套呢?而且这些迂腐的儒生不合时宜,喜欢动不动厚古薄今,怎么能重用他们?
汉宣帝知道太子是善良的,但是,这样执拗、顽固的治国理念更是可怕、不可救药的!所以汉宣帝看着太子的身影,一声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后来,果然被宣帝所言中。
综上所述,回到问题中来;“汉武帝独尊儒术、汉宣帝师从儒学泰斗中翁、为何都用法家治国?
汉武帝与汉宣帝两朝,在治国理念上,基本是儒法并用,兼之以道,所谓以儒家为皮相,打造出仁政的皮囊,用纲常道德,要臣民通力服从,内里则以法家为骨骼,严刑峻法,暴力统治。糅合进道家的无为学说,缓和阶级矛盾,麻醉人们的反抗意志。
这些,才是帷幕后面的本来面目。
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而是推崇法家思想。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重立秦始皇创立的诽谤之法,夷族连坐之法,告奸之法。这是中国法治史,乃至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儒家大师颜异。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杜周,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把群臣屠戮殆尽。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江充,以巫蛊之祸诬陷太子。致使阳石公主被灭门,诸邑公主被灭门,太子刘据被灭门,长公主被灭门,皇后卫子夫被灭门。整个皇族被屠戮殆尽。
汉武帝之行,完美的诠释了法家思想的真谛刑不避大夫,近爱必诛。
法家之邪恶、反人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