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之死为何会成为一桩千古谜案？
关于赵匡胤之死，《宋史·太祖本纪》只有寥寥两句话，可谓惜墨如金：一·“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二·“受命于杜太后，传位于太宗”。杜太后是太祖赵匡胤之母，太宗赵光义是太祖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兄终弟及”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史料里也并非没有先例，然而，一众多如牛毛的稗官野史、私家著作、论史笔记却绘声绘色，众说纷纭，几乎质疑了一千余年。当时以及后世的学者对此事不依不饶，极力搜寻此事件中的蛛丝马迹，让这桩早已盖棺定论的死亡事件更显迷雾重重、波翳云诡。
赵匡胤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相对而言，亦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恢宏大气的政治家。虽然他的江山得来似乎有点不够光明正大，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他善待功臣，礼遇后周旧戚，与民生息，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首创偃武修文的文官制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相对于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轮番登台唱戏”的混乱局面，立国16年后，北宋逐渐恢复战争的疮痍，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戴，也为后世史家、学者所赞誉推崇。他死时正当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盛年，本该大展宏图，正意欲北上收复“烟云十六州”，南下饮马长江，谁料老天吝啬，不愿再宽限他几年，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也是人生无奈之事。太祖的死，在当时已引起轩然大波，一直到今天，都是个无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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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杭州)人文莹是北宋初期一位关心时政的高僧，著有一部名为《湘山野录》的笔记体野史，专门搜集记录北宋初年直至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时的朝野秘闻、轶事。该书资料翔实，下笔严谨，有一定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正可弥补正史不足之憾。他在文中记述道：(白话大意)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太祖赵匡胤突然感觉心绪不宁，起坐难安，于是他来到湖边观看天象。刚开始夜空晴朗，月明星稀，说来也怪，忽然间一阵阴风刮将来，端的是狂风呼啸，飞沙走石，鸦鹊惊飞，阴云四合，转瞬之间天空中竟然飘飘洒洒降下棉絮般的雪片，一地的乱琼碎玉。太祖见此景心中不悦，一件往事涌上心头：北宋建立之前，赵匡胤还是后周的一位大将，任殿前都指挥使要职，也就是拱卫京师的御林军首领。他曾经和一位道士很是投契，互相赏识，相交很深，这位道行高深莫测的世外高人曾经预言老赵有作皇帝的命。后来赵匡胤果然登基当了皇上，正想好好酬谢一下这位预言奇准的故交，谁知这位料事如神的道士朋友却去如黄鹤，渺无踪影。16年后，这位道士突然现身，两人再次见面，饮酒叙旧。席间宋太祖问那老道，自己还有几年阳寿?道士闭目拈须缓缓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天气晴好，你就还能活12年。假若那夜天气不好，或雨或雪，你就要赶紧安排后事了。
看着阴霾四起，天气霎那间由好变坏，雪粒骤降，实非祥瑞之象，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溢心胸。太祖匆匆返回万岁殿，召来弟弟光义，在殿里对酌压惊，杯来觥往，喝的倒也畅快。忽然，太祖睁大双眼，指着光义，似乎有话要说。光义将宦官、宫女统统赶出殿去，或许是兄弟二人有要紧话说，欲避人耳目。退避、守候在殿外的人们远远观望，但见屏风之后，烛光摇曵，人影散乱、恍惚迷离，影影绰绰看到光义时不时离席，做出谦让不能胜任的推却姿态，他步履蹒跚，好似喝醉酒步态不稳的样子。这时天已三更，烛光莹然，寒气袭人，夜空中雪舞琼瑶，纷飞的雪花下得更大，一阵紧似一阵，地面积雪已有数寸。睡眼惺忪的内侍、宫人们隐隐约约听到太祖用他那把须臾不离身的玉斧斫着雪地，他一边砍雪，簌簌有声，一边高声叫道“好做，好做”!之后就悄无声息，好像睡着了似的。晋王赵光义也睡在里面，四周万籁俱寂，大雪无痕，僵立雪中的人们都不敢进去查看、服侍。突然间传出话来：皇上死了。光义接受遗诏，在太祖灵柩前即了帝位，成为宋太宗。这便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由来。
这段文字是记录或质疑太祖之死最早的原始资料，脉络清晰，情节诡谲，象是宫内目击者传出的消息，主观臆测的成分似乎较少，字里行间也留下许多谜团：按大宋律例，任何人不得留宿宫中，贵为亲王的赵光义也不可以留在宫内睡觉，而他居然留在宫内过夜;内侍、宫女不得离开皇上身边一步，那一刻竟然全数离开;烛光下纷乱的身影，惊悚怪异的斧声，以及太祖赵匡胤含义莫名，似有怒气的“好做，好做”的呼喊，侍卫、宦官、宫女们竟无一人进去看个究竟······这显然有违常情的一幕无疑告诉人们，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其惊险残忍的程度，远远超出殿门之外人们所看到的兄弟把酒言欢、醉意朦胧的“温馨场面”、扑朔迷离之情景。目的?只有一个，当然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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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太祖之死，历来有不同说法。太祖死后42年，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降生。司马光作为一位正统的历史学家，为避尊者讳，当然不敢倒捋虎须，去触赵家疮疤。他在《资治通鉴》里极力为赵光义开脱，然而总有些欲盖弥彰、破绽百出，无法洗脱、掩盖光义篡夺谋逆的罪责。不知这位治学严谨的伟大学者有意还是无意，他在其编撰的另一部语录体论史笔记《涑水记闻》中记录的一段小插曲，看似就事论事，却暗藏机锋，两相对照，难以自圆其说：太祖去世时，城上已敲四遍更鼓，宋皇后叫太监头子王继恩去把皇子赵德芳叫来，谁曾想这王继恩却打起了小算盘，他心想太祖早已有意传位于精明干练的晋王赵光义，自己有责任通知他，于是他匆匆去找光义，光义闻言大惊，犹豫不决，拿捏不定，王继恩见状大喝一声：“再犹豫，皇位就是别人的囊中之物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光义这才下定决心，二人顶风冒雪步行到宫里，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宋皇后问：
“是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答道：“是晋王来了。”
宋后见赵光义大踏步走进来，说不出的惊诧、讶异，后来猛省过来，她泪流满面的说：“我母子的性命，都在官家的手上了。”赵光义也流着泪说：“我们共保富贵，你不须有任何担心。”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司马光掩盖赵光义弑兄篡位的悖逆、血腥罪责，把夺位的始作俑者强加在一个高级太监身上，让王继恩为太宗顶雷。然而，这位睿智学者却聪明的埋下了伏笔，彰显良苦用心。司马光并不否认太宗篡位的基本事实，甚至为后世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回望浩如烟海的史料，正史记载的不一定都是真理，野史道出的反而是真相，谣言的泛滥流播正是因为真相的不透明，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讳莫如深、总是藏着、掖着，谣言往往止步于真相的及时公布。司马迁的《史记》被视为信史，秉笔直书的他却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所以司马光此举亦属自保之策，可以理解。而私家野史则无此顾忌，于是野史成了弥补正史之不足的重要依据，野史不一定“野”，正史不一定“正”。
另一种解释对宋太宗赵光义就极为不利了。这一说法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幽幽黯淡的烛光下，酒酣耳热、杯盘狼藉之时，赵光义亲手杀死了正在患病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赢用那把史上有名的玉制斧柱，在拼命击打自卫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一种为光义和赵氏后人所能接受的声音，也就是《宋史》里记载的所谓的“金匮之盟”一说，一直作为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证据，也屡屡见诸于各类正史之中。据说杜太后临终前，有感于五代十国时后周幼主临朝的纷乱局面，为避免悲剧重演，对赵匡胤说：“你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后周继位的柴宗训年龄太小，不能驾驭群雄，不能凝聚人心的缘故，如果后周继位的是一位成年皇帝，你能这么轻而易举的‘黄袍加身’吗?你怎能拥有今日的富贵?光义是你弟弟，谋勇兼具，能力出众，你将来将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大宋社稷、黎民百姓之福啊!”
赵匡胤深以为然，点头同意，于是命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约，封存在金匮里，交由一位老成的宫女保管起来。这就是“金匮之盟”的由来，也是作为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依据。
这说法也经不起仔细推敲：宋史记载，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当壮年，英姿勃发，精力充沛。太子赵德昭已年满14岁，转眼就将成年，假设几年后太祖去世，德昭已经过一段时间打磨历练，应该不会出现后周世宗柴荣遗下七岁孤儿撒手尘寰而群龙无首的乱局。杜太后是公认的贤明聪慧之人，应该不会出此有悖伦理纲常的昏招或下下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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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金匮之盟”，太祖刚一驾崩就应该公诸于世，然后堂堂正正的当起皇帝来，为什么要等到太祖归天五年后，太宗篡位的消息不胫而走，闹得非议汹汹时才拿出来，煞有介事的例举证人，公布“金匮”盟誓内容，此举已有心里发虚和画蛇添足之嫌。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金匮之盟”不过是、欲盖弥彰、子虚乌有，是临时炮制出来的谎言、大“忽悠”，连宰相赵普也脱不了干系，大有合谋之疑。
《宋史·太祖本纪》中对太宗赵光义不吝赞美之词，大加推崇，但字里行间也以坊间的议论为名提出了一些含蓄委婉的指责，虽然点到为止，抬笔很轻，落点却极重：“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值得一提的是，《宋史》是元丞相脱脱组织编撰的，中国自古就有千秋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论史惯例，时过境迁，江山换主，遣词造句早已没那么多忌讳了。
这段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大意是：“为什么不等到太祖死后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涪陵县公为什么被贬斥而死?武功王为什么不明不白自杀?太祖遗孀宋后去世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礼仪发丧?疑点太多，后世很难没有议论、质疑啊”。几个反问，犹如几支利箭，箭箭落靶，一语中的，再多的巧言令色，极力辩解在这寥寥几句诘问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按周礼常例，新君即位后次年改用新的年号纪年，可赵光义甫一即位，就迫不及待的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是否他心怀鬼胎，作恶心虚，急不可耐的为自己正名，想漂白自己，造成既成事实，以堵天下苍生悠悠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