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辞官的原因
公元1753年（乾隆十八年），郑板桥辞去山东潍县县令一职，回到了他的家乡江苏兴化县。这一年，郑板桥六十一岁。郑板桥辞官回乡，并不是回家养老。虽然当了十二年县令，但此时的郑板桥却是“华发萧萧两袖寒”。且由于两个儿子均早夭，郑板桥回乡后无所依靠，只好去扬州以卖画为生。郑板桥既然如此穷困，为什么还要辞官呢？
县令虽不是高官，但也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且在体制之内，至少可保证郑板桥一家衣食无忧。辞官的原因，据《清史列传·文苑传》记载，郑板桥“以请赈忤大吏，乞疾归”。说是当时潍县出了灾荒，郑板桥请求赈灾，但却因此忤触了“大吏”，于是就称病辞官了。
很多人或许会以为郑板桥是个清高文人，对于仕途不屑一顾。其实不然。郑板桥考中进士时，曾作画赋诗纪念，诗中说：“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后来，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时，赶上乾隆皇帝出巡山东，他被任命为“书画史”，负责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的事情，为此在泰山顶上忙活了四十多天。郑板桥后来常以此自豪，并镌刻一枚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可见，郑板桥对于仕途还是很上心的，也从不掩饰这份上进心。
不过，郑板桥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郑板桥刚到潍县上任时，就遇上了饥荒年景，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郑板桥就打开官家粮仓救济百姓。有人劝阻他，让他向上级请示，但郑板桥说：“这是什么时候？如果请示等得到批准，老百姓就剩不下一个了。上级有什么谴责，就由我来承担。”于是开仓放粮。
到了秋季又遇上歉收，他就拿出自己的养廉钱替老百姓交赋税。郑板桥辞官的时候，还把百姓欠他的借据全都烧了。他曾赋诗一首，这样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清史稿》中说，郑板桥“官山东省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因为如此，郑板桥辞官后，潍县的百姓给他建了生祠以奉祀。郑板桥确实做到了“得志则泽加于民”。
郑板桥原本是一个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文人，有“狂士”之名。然而他做了官后，对于老百姓的事，却事事上心，处理地细致周到。郑板桥一心为民，也有意仕途，但却不是当官的料。他曾给朋友写信说：“为了求官之故，有酒不饮，有口不言，自加桎梏，自抑性情，与墟墓中之陈死人何异乎？”郑板桥不愿意做个“陈死人”，做了县令之后，依然是快人快语，“宁可乌纱不戴，不可一日无酒”（当然这个喝酒不是陪官员喝酒），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狂官”。当然，这样的“狂官”是没有前途的。
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为官之道就是“吹、拍、哄、贡”，要想升迁，就得要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要想当官，首先就得学会当孙子，不能有自己的人格。可郑板桥身在官场，不仅“不吹不拍，不哄不贡”，而且还总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让领导下不来台，自然也就没有了升迁的机会，为官十二年依然是个县令。
但郑板桥对此毫不介意，他说：“官小官大，身外之事耳。适我性情，不官亦可长寿；违性逆情，虽官而不永年。”对郑板桥而言，做个真性情的自己是最重要的。他参加科举求功名，是真性情；他为官爱民如子，是真性情；他忤逆大吏而辞官，是真性情；他作画赋诗，也是真性情。所以，郑板桥辞官，可以说是他的本性使然——不愿意因为体制而改变自己。
郑板桥有一幅著名的字，叫“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常被解释为做事不要太认真，该敷衍就敷衍。而在实际上，郑板桥从不糊涂，尤其是在为官任上，对待事情总是要“曲尽情伪”，凡事都要较真。在郑板桥看来，由聪明转入糊涂比原本聪明要更难，所以才有此“难得糊涂”的感叹。我想郑板桥写这四个字，是他对黑暗官场无奈的感叹，并不是真的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真是如此，他也不会辞官不做了。现在许多人以“糊涂”作为处世之道，并且以郑板桥自居，这真是错误理解了郑板桥。
郑板桥辞官，让当时的百姓失去了一个好官，但这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郑板桥离开体制，让他的生活的无所依靠，但却让他活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郑板桥。郑板桥有一首自嘲诗，说自己是“无锁无枷自在囚”。我想，这句诗很好地概括了郑板桥的一生。郑板桥虽然一生清苦，但活的真实，活的自在，活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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