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魏最善权变的谋士贾诩：在乱世中保全自己
贾诩是三国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三国志》把他排列在荀彧荀攸之后，三人同传。陈寿评曰：“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但是认真说来，贾诩“经达”尚在其次，“权变”倒是他的特长。
所谓“经达”，就是能宏观长远地看问题，所谓“权变”，就是能因势利导，权益变通。那么贾诩在汉庭和曹魏提出过什么“经达”的重大主张没有呢，没有，或者说很少。相反，他倒是权变有术。
首先说在汉庭，贾诩原为奸贼董卓部将。董卓死后，贾诩献计李傕、郭汜反攻长安，挟献帝以自保。这就是典型的权变之策。对此，裴松之在注释中批评：“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裴松之论虽然是站在汉统的立场，但贾诩此谋不惜生灵炭涂，当然算不得经达，只能说是很毒的权变。
再说贾诩劝张绣归顺曹操，固然显示其识主揣君之明，他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去投降曹操，无非是看重曹操有三点优势，一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二是曹操目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人;三是曹操野心很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这说到底也是为自己寻求靠山的投机权变之谋，所以曹操只是说：“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曹操对贾诩封侯迁牧，但所迁之牧是当时为袁绍所占冀州，后来打下冀州曹操又自己兼任州牧，这说明曹操对他也不是真的很看重。
最重要的是贾诩辅佐曹操的一些计谋，都不是阳谋大略，而多是一些阴谋诡计。在官渡之战中，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您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过取胜，是想顾及周全啊，抓住机会，便能很快取胜。”这番话显然不是什么重大战略调整，而是要曹操搞点灵活机动的战术，瞅着空子突袭偷袭甚至是小偷小摸。曹操也是精于此道的，当然称善，后来偷袭乌巢，最终战胜袁绍。
特别是曹操与韩遂、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的渭南之战，贾诩出的主意更是属于下三滥的阴招。当时马超受挫，提出划河为界的议和条件，被曹操拒绝。马超提出划地为界的要求，并送子为人质。贾诩认为可以表面上假意应允，麻痹对方，暗中积极准备，并且采用很损的离间计。曹操采用他的阴谋，写书离间马超和韩遂，使他们内乱，然后发起进攻，大胜而归。
在帮助曹操确立后继人的问题上，贾诩本来早就支持长子曹丕而且对他加以指导，但当曹操私下问贾诩对立嗣的看法时，贾诩却闭口不答，后来转弯抹角地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啊。”曹操当然知道袁绍和刘表都是因为废长立幼搞乱了套的，于是大笑，立曹丕为太子。这说明贾诩即便有经达之见，也是首先出于明哲保身的权变考虑的。贾诩认为自己非曹操旧臣，即便策谋深长，也怕曹操猜嫌，于是采取自保策略，时时处处谨小慎为。
废汉称帝，是曹操一生未能如愿的最大心机。曹操死后，贾诩赞成曹丕称帝，其实也是一种权变之谋。特别是他要曹丕假装再三谦让，并且采取由汉献帝主动禅让的方式，更是一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卑鄙政治权术。
当然，贾诩也给曹操出过一些经达的主意，在曹操占领荆州之后想乘机顺江东下的时候，他曾经劝阻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从，结果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后来曹丕问计贾诩：“我想统一天下，吴、蜀应先征讨哪个?”贾诩建议应先治理好国家再动武，曹丕不听，果然无功而反。但就贾诩一生来看，他最擅长的还是权变，而且他的权变往往是既不讲道义也不顾生民，阴谋多于阳谋，最根本的利益考量是为其自谋。
所以，尽管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保全身家，别的谋士大都惨遭杀身之祸而他却能得以善终并且位列三公，但这样的谋士之道其实是不值得称道的。对于这样的人，历史也是不该、也不会给予很高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