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顾炎武取李泰翼城故唐城弃晋阳故唐城进而否定叔虞封地晋阳说
唐代李泰《括地志》对故唐城的两处记载从此为后人否定唐叔虞封地晋阳说提供了借口。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否定叔虞封地在晋阳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的。但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由。他的“晋国”条可以说是他立论的一个基础,他说:
“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诸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狄、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绛不过平阳一府之境……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雒阳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至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在同卷“唐”条中顾氏说: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地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顾原加按语说:“《竹书记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宣王十六年,晋迁于绛”)。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同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吕氏春秋》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谓:“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在今临汾县),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
总结以上两则,按顾氏否定叔虞封地在晋阳之理由,主要有四:1、春秋时晋国之地北界不到晋阳;2、晋之始见春秋即在翼,此地与晋阳相距七百里,即使迁都也不可能;3、《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而晋阳在汾之西;4、据《史记》、《吕氏春秋》及齐桓公伐晋时之封禅书,大夏在晋绛一带的平阳。笔者以为,据以上四条否定唐叔虞初封晋阳并不充分,理由如下:
首先,春秋时晋国之地不到晋阳,并不足以证明周初晋国的封地不在太原。上古时期,黄帝、尧、舜、禹、夏、商、周时代,都城的变迁是极其普遍的。如周的发源地在山西,灭商以前,他的都城屡迁,灭商以后,也有由镐京向洛邑的迁都。周王朝为什么由镐京迁往洛阳?史书明确记载,主要是为了避犬戎。晋国的迁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古今学者都有共识。如果说周王朝的由镐迁洛由于史书的明确记载而为人们所完全认同,而晋的初次迁都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正成为后世学者困惑的主要原因。晋国为什么迁都?我认为完全与太原地区逼近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因为初建的晋国尚不足以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笔者认为,如肯定晋国的迁都,就没有理由否定晋国建都晋阳说。
其次,晋之始见春秋即在翼,也不能说明晋之都城从开始即在翼,要知道,春秋时期离晋之建国已历三百年以上,其间的变动《春秋》并没有记载下来。用翼距晋阳七百里说明由晋阳迁翼之不可能,更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因为距离的远近并不是决定是否迁都的理由。况且这两地均在今山西省内,相距并不算遥远。
其三,顾氏认为,《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而晋阳虽在河之东,却在汾之西,与《史记》对唐地的记载不合,故叔虞未在晋阳建都。这一条理由实际上同样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古代,灭其国而迁其民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一历史现象曾数不胜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君主都是循此规律行事的,翻开史书,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故成王灭建都在汾河东岸的唐,迁其民于汾河之西,不但在情理之中,也是完全可能的。远例不举,就举宋太宗赵光义攻下古太原后彻底毁掉古太原城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又宋王朝的军队曾四下河东,曾迁走了并州多少人?
其四,顾氏根据《史记》、《吕氏春秋》和齐桓公封禅书的记载,认为大夏不在晋阳而在晋绛一带的平阳,这同样是缺乏对历史地域的理解以及个人的偏执之见。大夏在何处,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极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大夏在今太原古晋阳,如杜预《春秋左传》卷四十注曰:“大夏,今晋阳县。”虽然如此,根据诸多史料文献,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大夏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一点,古代许多文献已经给我们作过提示,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曰:“《春秋》晋荀吴败狄于大鹵,即太原晋阳县也。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晋,太原、大鹵、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太康地记》云:‘并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恒山为名,而言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乎?’”就顾氏所引证的《括地志》也是这样认为的,如上所引:“晋阳县: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实沈居之,西近河”。大夏,在《史记》与齐桓公的封禅书中,是指大夏这一地域范围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地名。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根据诸多史料也认为:“山西的古称,现在最常用的是晋,这当然是因为春秋五霸的一个大国——晋国是在山西境内。而在春秋以前,则称为夏墟,或称为大夏,周初封在夏墟的一个侯国则又称为唐国,始封君称为唐叔虞,显然那个时候的古称是夏和唐。夏墟和大夏是关于夏代政权统治中心的两个称谓,而唐国是夏商时期存在于山西境内的一个方国政权,渊源于唐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103页)。这个说法确实是很恰当的。
根据以上,我们认为,顾氏所引《括地志》实际上是极不严肃的断章取义的。他不顾李泰对唐叔虞封地晋阳说的肯定而只取对己有利的太叔封翼说,使其立论建立在一个比较随意的凭空想象的基础上,其后面的推导自然也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