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大势将去，刘禅为何不南迁至孟获处谋求生机？
导语:
蜀汉政权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顾具体情况，死板硬地执行北伐中原的既定计划，不知所措。不能灵活地联系国内和国际形势，他是无情的。他一厢情愿地把复辟汉朝视为世界的普遍秩序，而忽略了北方社会生产建设已经恢复和发展的现实。
国家资源的不断消耗，进而导致政权内部各种矛盾的爆发，最终在内外危机的共同打击下，政权必然走向灭亡。
一、蜀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羁糜与镇压
1、平定后方
虽然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确立了统治地位，但作为当地一些实力派的首领，他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势力范围受到他人染指，于是趁着刘备病死，后主新立的机会，起兵造反，减柯太守朱褒、越肖夷王高定等人响应先前起兵的益州郡大姓雍阎，他们又联络东吴的孙权，求得册封，一时里应外合，声势大震。
但诸葛亮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此时益州政权内部正值新创，夷陵之败，先主新丧，人心涣散。诸葛亮首先闭关务谷，稳定政局。同时对外示好孙权，以延续赤壁之战时的联盟状态。在掌控南中地区的上层人物的同时，还收编了不少当地青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支队伍在以后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蜀汉政府的“王牌军”之一。
在壮大政府军队的同时也消弱了当地的潜在军事实力。让当地的汉族豪强出财物招徕少数民族百姓，以达到调和民族矛盾，接手于更易于管理的汉族大姓的目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私人势力的膨胀，消弱了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力度，但这一区域的反叛意识却被大大淡化。经过一番整顿，蜀汉政权的大后方终于被安抚下来。
2、对物资和人口的掠夺
追根溯源，古时中央集权的华夏政府本就是以一种差别观念来对待分布于边疆四周的少数民族的。“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的称谓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歧视的端倪。诸葛亮作为一名政治家在考虑民族问题时自然也逃脱不了时代的梗桔。
从蜀汉政府为该地区的长官命名为“康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他地区的都督是以地区命名，唯独南中地区取“招徕，降服”之意冠名。他原本就是把南中地区看作是自己下辖的“自治”区域，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诸葛亮有多么先进的民族观念。而是由于这里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和当地居民的特殊社会属性(民族构成、行政组织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信仰等。)促使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
在行政上委派当地人作为官吏掌控地方，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经济上给予扶持，互相沟通生产技术，并开发当地特色资源，弥补蜀汉因为频繁的军事活动而造成的物资缺乏。文化上加以笼络，增强该地区的归属感。在基层组织的建立上尽量选取易于控制的豪强大户，让他们充当代理，维系一方的平稳。
而蜀汉政府所亲选的地方官，则要求“抚恤恤礼，甚有威惠”。这种“文则感化夷民，武则震慑百姓”的结果才是蜀汉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这种管理方法在蜀汉国势比较强盛的时候尚算可行，一旦中央有难，控制力衰减，则边疆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变化。既然中央羁押南中，那么南中也没有必要真心实意地和蜀汉政权保持高度一致。
其实从诸葛亮南征后，该地区从没有安宁下来，仍是叛乱不断，但大多旋即被镇压。随着魏国伐蜀，刘禅后主也曾打过退守南中，以图后效的主意。但被硕儒谁周的一番分析打消了这个念头。谁周开宗明义，首先就告诉后主南中地区是因为屈从我们的兵势才不得已归附于蜀汉政府，又被强迫出钱出兵，根本不可能以为复国依靠。
而这番分析正是参考了蜀汉对南中的历来施政方针及其影响，才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打动了后主“遂从周策”。
二、蜀汉政权的人事管理
1、朝堂少壮在蜀汉中后期的表现
虽然从官位上看，姜维成为费伟之后蜀汉政权的百官之首，但姜维的特长是“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所以他主要掌管的还是蜀汉政权的军事战争事宜。但此时的姜维却没有当年诸葛亮协和内外，调理军政的威望和能力。
国内的经济开始因为连年的征战而困乏不堪。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稳固而又运行有序的，蒋碗、费伟等人奉行的战略防御性质的执政态度维系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他们自己的执政水平和人格魅力也符合一个守成型执政者的要求。
随后的姜维尽管也是才兼文武的精英之人，但作为战略进攻的决策者，他并没有能力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维系好蜀汉朝廷内部的经济生产与人力支持，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同时发作，渐渐侵蚀蜀汉政权的元气。在外部军队的进攻下，蜀汉后主出降，社樱倾覆。
2、政权内部的派系权衡
蜀汉政权初期在政治上居于首要地位的几乎都是刘备、刘璋的旧人。这就首先保证了新政权在政权高度上的控制力与话语权。诸葛亮等人又裁制法律，颁布《蜀科》，史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以非蜀汉人士为主体的高层官僚体系自然也融合了打击当地豪强的主观感情色彩。在经济上，通货膨胀的货币发行方式更是赤裸裸地掠夺当地土著的物资，削弱益州人士的财富实力。以国家的名义专卖盐铁，把持国民经济命脉，也可看作弹压地方的手段。
当然，蜀汉政权也不会一味地和益州土著采取对立的态度。在政权创立初期，也吸纳了一大批当地士人作为政府各级官吏，这其中有主动投效的，如彭漾、费诗等人，也有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如杜微等。
三、蜀汉政权在国际大环境下的定国基准
1、隆中对的预测
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顶着一顶皇室宗亲的帽子东奔西走，在三国乱世中郁郁难安，一直找不到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并由此而缺乏持续性的发展策略，直到寻访到卧龙先生诸葛亮，如鱼得水的刘备才开始他职业生涯的真正规划。
诸葛孔明的隆中之言恰如其实地给刘皇叔以兴酬灌顶之用，也成为了日后蜀汉政权发展运行的基本战略步骤。此后蜀汉政权一路高奏凯歌，拒曹操于赤壁，荆州开疆;降刘璋于成都，益州扩土。北并汉中，东联孙吴。可以说达到了事业的高潮。
但随后局势的发展却偏离了隆中对的基本精神，荆州本处四野必争，易攻难守之地，而守将关云长又是一名极其自负的将领，史称其性格“刚而自矜”。把这样一位自命不凡的将军放在一个多方势力凯觑的兵家重地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决断。
于是曹操孙权南北夹攻，隆中决策中重要的战略用兵要地荆襄之地拱手让人，也许是刘备集团低估了孙吴的实力所在，从这个军事集团长期处于拥兵自守的表面现象忽略了其进攻方面的能量。
2、战守两难
蜀国此时面临的抉择有战守两条路可走，战则要率大军穿秦岭而进，在对方占有地利的条件下，以相对弱小得多的国力为支撑，通过军事打击，达到复兴汉室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行动本身就含有浓重的军事冒险和投机的色彩。
不幸的是，蜀汉政权尽得两种选择之害，向外并没有在北伐战争中获得多少实惠，对内则劳民伤财，各派系团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政治感召力减弱，后期统治者优游无度，信用奸按、不思进取，成为三国中最先结束的政权。
结语：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变化，蜀汉政权开始走向下坡路。政治上，后主刘禅昏庸无道，宠信奸按。各级官僚趋炎附势，政令不举。经济上，军费浩繁，百姓苦于征役。统治者游逸无度，国家虚空。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不堪重荷，斗争不断。国势的倾颓更引发了政权内部各集团的不和。积重难返的各种矛盾伴随着敌国的军事打击终于使得蜀汉政权轰然崩塌。
参考文献：
《三国志》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