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庞勋讲的所谓“遵王侍中故事”,不就是要像当年的王智兴据有徐州吗?因此,他也曾多次上表求节钺。头一次找温庭皓起草求节钺表。温是被俘的原崔彦曾团练判官。这个劝其主子血腥屠杀起义军的反动军官当然不干。庞勋就叫自己的谋士周重草表,派人送到长安。
公元八六八年十一月,唐王朝派宦官康道伟持皇帝敕书前来“抚慰”。康抵彭城时,庞勋亲至郊外远迎。沿途盛陈兵甲,金鼓齐鸣,声震山谷。宴康于毬场。丁壮全部上城。使人诈为起义军降者数千人,诸营寨数十人报捷。庞勋之所以安排这样场面,意思有二:一是以示欢迎;二是显示自己的雄厚实力,以此为后盾求节钺。在康回京时,庞勋再次命人起草了一份求节钺表,请他转呈朝廷。此外,庞勋赠厚礼给宦官张敬思,遣人护送回长安,因而不杀崔彦曾、敕使郭厚本、反动将领李湘、温庭皓等,也是出于向唐王朝邀求节钺的政治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乘机对庞勋说:你想求节钺,就应该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庞勋表面上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心里却是欣赏的。因此,在唐朝皇帝死去的所调国忌日,他都遵循朝廷的规定,去寺观设斋烧香。凡是犒赏将士,也总是仿效地方军事长官 节度使的模样,身穿礼服,帅将士面对唐王朝所在的西方拜谢,以示不忘君恩。
唐王朝可以姑息王智兴,却绝不同样对待庞勋。因为前者是藩镇割据,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调合。而后者,乃是农民革命,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决斗,是毫无调合余地的。庞勋的求节钺表,不仅“指斥朝政”,而且公开地说:“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县,唐代沛县属徐州)······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
就是说,庞勋以刘邦兴汉自翊,如果唐王朝不答应他的要求,就要率领起义军打进长安,推翻李唐江山,为王称帝。尽管这时的朝政比当年穆宗时更加腐败,力量愈益衰微,唐统治者仍然竭尽全力镇压,必欲置庞勋起义于死地而后快。唐王朝不接受庞勋的求节钺要求,但它却紧紧地抓住庞勋的这一弱点“因而抚之”。一面派人不断与他周旋,以麻痹庞勋;一面则利用争取到的时间部署兵力,积极备战,以便一旦时机成熟,一举消灭起义军。
例如公元八六八年底,庞勋大败唐官军于都梁城下,声震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绹害怕起义军向他进攻,就派人游说庞勋,许以代求节钺的诺言。庞勋信以为真。“乃息兵俟命”,放了对敌斗争。相反,令狐绹却赶紧“收散卒,修守备”,卷土重来。可见,庞勋的求节钺,既是唐王朝玩弄政治诱骗手腕的产物,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庞勋的求节钺,对于起义群众,则是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腐蚀剂。因为这种对统治者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行为,妨碍了起义军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将反抗唐王朝黑暗统治的革命斗争,迅速推向前进,使起义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庞勋犯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受唐统治者玩弄政治诱骗手婉的毒害,而他本人灵魂深处所受“富贵可求”的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则是接受求节钺的思想根源。二是许佶等人对庞勋的影响。许佶、赵可立、姚周和张实等,是桂州兵变的骨干。以后都是庞勋手下的重要将领。他们“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这些人曾经受过招安,有求节钺思想。在抛弃这种错误思想以前,他们在庞勋周围,怎能不影响他呢?庞勋对求节钺那样热衷,是与许佶等人的赞同分不开的。
三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风。军乱求节钺如同儿戏。朝廷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谁有兵,谁就可以独占一方称王。当过下级军官而又多年生活于行伍的庞勋容易接受这种社会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在唐官军南北夹攻下,起义军一再失利,不少地方相继失陷,尤其是“地要兵精”的重镇柳子丢掉后,整个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周重恳切地对庞勋说:现在“危如累卵”,只有当机立断,杀掉崔彦曾,断绝人们对朝廷的幻想,树立自己的革命大旗,率领全军四面出击,决一死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有理。
在上述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起义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庞勋于公元八六九年四月,毅然接受了周重的正确建议。不仅杀了崔彦曾等,将惩罚过的郭厚本、李湘押到阵前向康承训示威,以表示自己与唐王朝血战到底的决心,而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向大家庄严地宣布:“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胜?)耳”。
庞勋的这些言行,清楚地表明他已从激烈而复杂的对敌斗争中,认识到过去求节钺的行为是不对的,只能断送起义大业,并决心彻底抛弃这种错误打算。从今以后,他庞勋愿和大家一起真心实意地反抗唐王朝,动员一切力量,同心同德,扭转当前不利时局,誓将起义进行到底。庞勋的革命行动,得到了起义群众的热烈拥护。
庞勋重新造了旗帜,补充了兵员,整顿了队伍,总结了过去政治上满足于“抚有四州(徐、宿、濠、泗)之地”,军事上“分戍四境”的保守的经验教训,决定亲帅起义军主动出击,以打破敌人的战略包围,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他谦逊地辞去了王爵)。庞勋起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尽管从这时起,直到庞勋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再也没有向唐统治者求节钺的行为,并以极大的努力,领导起义群众向唐王朝的血腥镇压进行顽强的斗争。但是,当时敌人占了优势,整个局面已不利于起义军。
从敌人方面来说,四月以前,敌人已取得了不少胜利。此后又接连攻占了起义军控制的许多地方。朝廷还增派宋威将兵三万增援。这样,敌人在军事上处于全面反扑的主动地位。与此相反,四月以后,起义军更加被动。在优势敌人的节节进逼,以及不断增强的政治诱降攻势下,起义军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时就更加暴露出来了:混入起义军的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乘机捣乱。
公元八六九年五月,唐官军围下邳,庞勋命郑镒(原下邳土豪)率所部往援。郑拒命降敌。蕲县土豪李兖,同年七月杀该县起义军守将,开城投奔康承训。原来不得已归附起义军的唐将,与敌人里应外合。在起义过程中,庞勋曾留用了一批唐将,有的还任命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其中有的人留在起义军里是权宜之计,他们身在起义军中,心却仍在唐王朝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倒戈,继续与起义军为敌。张玄稔就是一例。叛徒的投敌。唐统治者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经常使用诱降花招。
他们任命王智兴从子王晏权为徐、泗北面招讨使,就是企图利用王的影响,“以异招怀”。又敕“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还说什么只要投降,“当赦之”。妄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军。在起义前期,起义军广大将士不受欺骗,王晏权“数月招携,嗜之以利,民口卒无革心者”。但是,在起义后期,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投降了唐官军。叛徒陈全裕等,溃散山林,劫杀起义军,被敌人招降了。另一叛徒沛县裨将朱玫,乘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之机,举城投敌。
结语
庞勋等人的骄傲自满。据史载,早在公元八六八年底,起义军取得都梁城战役胜利时,庞勋便“自谓无敌於天下”。切断江淮经寿州入长安的南北运输要道后,“勋益自骄,日事遊宴”。那些当年与他一同造反的原桂州戍兵“尤骄暴”结果必然脱离广大群众。起义后期庞勋从广大群众得到的支援,比以前显著减少,就是明证,因而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上述主客观原因,终于导致了庞勋起义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