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政权建立后，尚书左仆射邓琬与吏部尚书张悦的内部矛盾激化
泰始二年前后，晋安王刘子勋与湘东王刘彧之间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刘子勋虽获邓琬、张悦等江州府僚的拥戴及刘宋境内众多州郡长官的支持，但这些人员来源各异，暴乱动机也迥然不同，由此引发的内部斗争与猜忌在所难免。
尤其在寻阳政权建立后，皇帝刘子勋因年龄幼小无法掌权，由尚书右仆射邓琬与吏部尚书张悦共同辅政，张悦虽曾是刘子勋司马，但他仅是邓琬用以谋求与吴地高门士族合作的筹码，且任职时间不长，在江州毫无根基。
地位较他略高的尚书左仆射袁顗一直在地方上活动，并未在寻阳朝廷行使职权，尚书左仆射邓琬凭借出身江州及原刘子勋长史身份的便利，操纵朝政，基本上掌握了寻阳朝廷的最高统治权。
一、寻阳政权内部矛盾的激化
掌权后的邓琬专擅朝政、骄奢淫逸、重用恩倖，引发寻阳朝廷上下强烈不满。如吏部尚书张悦同为刘子勋辅臣，职权几乎被架空，他虽与邓琬同是南方士族，但门第出身、社会地位均比邓琬优越，此时却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对邓琬自然心存愤怨，后来寻阳军队全线溃败，张悦在寻阳亲自设伏诛杀邓琬，这其中固然有向宋明帝杀敌表功的动机，但更能说明张悦与邓琬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
史书并没有言明邓琬与袁顗的矛盾，但沈约对他们之间“人地本殊”却“款瑕相过”之举颇为惊讶，袁顗被加授尚书左仆射，在寻阳政权中本应是最具实权的人物，而在其率兵赴寻阳后，紧接着就被邓琬委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远离寻阳朝廷，可见袁顗同样受到了邓琬的排斥，只不过相对张悦而言，邓琬与袁顗的实际职权并无太多交集，故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直接冲突。
由此可知，因出身缘故，邓琬对高门士族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邓琬希望更多的高门士族子弟承认乃至加入寻阳政权，为其效命；另一方面，正所谓“门寒者虽或骤贵，仍不免见轻于人”，此时邓琬虽位尊权重，但显然清楚自身在社会地位、出身名望等方面无法与张悦、袁顗相提并论，表现出“自视犹不敢与士族较”的自卑心理，故在倍感统御压力的同时，对他们抱有猜忌、嫉妒的心态。
就张悦、袁顗而言，虽起初与邓琬联合举事，共同反抗宋明帝，但他们之间因为地域、门第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矛盾本就存在，且在寻阳朝廷权力与地位的博弈中被不断放大，才会演变成诸如张悦谋杀邓琬献功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矛盾不仅只存在于寻阳朝廷之中，在地方上对抗宋明帝的战事中也有所表现。
当时豫州刺史殷琰委托刘顺指挥诸军进攻刘勔的建康军，将领皇甫道烈、柳伦以“顺本卑微，不宜统督”为由不听从调遣，而由于他们的反对，致使刘顺取消进攻计划，丧失战机。
袁顗身为驻扎在鹊尾的寻阳军统帅，与主将刘胡之间并不和睦，“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齿恚恨。”后刘胡抛下袁顗带兵叛逃，袁顗至夜方知，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可见，寻阳军的将帅之间实际上貌合神离，这加速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
总之，由于刘子勋集团人员来源繁杂，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时代背景下，即使短时间内相互妥协，组成了政治同盟，这种阶层间的隔阂与矛盾不可能消解，而他们在政权建立之后，基于各自利益和需求呈现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一定程度上逐步瓦解了统治集团内部本就脆弱、松散的的合作关系，这对寻阳政权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阶层矛盾在宋明帝的建康政权也会出现，但宋明帝刘彧毕竟是长君，有能力调解士庶双方的关系，能够在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稳定人心，这是“主弱臣强”的寻阳政权无法比拟的。
二、江州土豪的支持
刘宋时“士庶天隔”的社会现象广泛存在。受此影响，出身南方一般士族的邓琬仕途并不平坦，年近花甲却始终没有机会在中央政府担任显官，而他却通过义嘉之乱辅佐刘子勋建立寻阳政权，顺利地跻身到“统治集团”的上层。不过，得势后的邓琬立刻表现出类似于南朝寒人、寒门掌权后的“暴发户”特性。
在政治上，借助皇权“骄纵尤甚”，排挤同僚；在经济上，肆意攫取，贪婪成性。这充分说明邓琬由于是侥幸发迹，在政治生活上仍然比较幼稚，缺乏像高门士族那样成熟与稳重的素质，这从沈约对其“性鄙暗，贪吝过甚”的评价中也能得以体现。
像他这样对政治局势存有侥幸心理、又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掌权者”，恐怕难以辅佐幼主刘子勋稳固帝业，确保政权长治久安。
深究寻阳政权的权力结构，皇权在朝廷形同虚设，宗室子弟力量薄弱，高门士族仅有袁顗、张悦、姑且包括吴地孔觊等，仍然势单力薄，而寻阳朝廷基本上是由江州军府转变而来，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这些都是促成邓琬权倾朝野的因素，也为江州土豪阶层的政治崛起创造了条件。邓琬举兵暴乱乃至建立政权，背后自然少不了江州土豪的支持。
邓琬起兵之初，任命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统作舟舰，打造舟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若非拥有相当的经济势力，邓琬不会委其以重任，故张沈极有可能是江州土豪出身。这些江州土豪在刘宋社会一般处于中下阶层，他们有提高个人政治地位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需求。
宋明帝即位前后刘宋政局的剧烈变动，晋安王刘子勋的皇统获得其他州郡长官的支持，加上邓琬鼓吹刘子勋“次第居三，又以寻阳起事，有符世祖，理必万克”等等因素，显然促使他们认为政治前途似乎有了转机——跟随邓琬拥护刘子勋意味着不久将会入主建康，由地方土著跃升为建康“统治阶层”。
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江州成为京畿之地，这些跟随邓琬起兵反抗前废帝及宋明帝，旨在谋求地位提升的江州土豪，也必然成为寻阳政权的政治支撑力量。不过，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虽获得一定的提升，但家族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政治崛起后的江州土豪选择另辟蹊径以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
随着宋明帝平息各地暴乱，江州土豪希冀打败宋明帝从而进入建康社会、改换门庭的愿望逐渐破灭，而在寻阳朝廷与宋明帝建康政权军事对抗期间，虽然有来自其他州郡的支援，但在赭圻、鹊尾前线十几万大军的军粮、物资基本上是由江州土豪承担，长期的军事拉锯带来的战争负担却使其疲惫不堪、难以维持生计。
寻阳京畿地区频繁发生土人起兵投靠宋明帝政权的暴乱，恰恰说明江州土豪已经无法承受战争压力，并在政治上与邓琬的合作分裂，造成了寻阳朝廷政权支撑力量的崩溃。后来邓琬被张悦谋杀，江州土豪无动于衷，致使寻阳朝廷人亡政息。
三、雍州集团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晋安王刘子勋虽然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拥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与江州土豪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密切的依附关系。这一点与其父孝武帝刘骏截然不同。元嘉三十年，武陵王刘骏依赖雍州集团打败刘劭，即位之初，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
此时，孝武帝朝廷“主（孝武帝）异穆（晋穆帝）、哀（晋哀帝），臣皆代党（雍州集团）”，基本上由雍州集团成员主导，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宗王叛乱中，雍州集团成为维护孝武帝皇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江州刺史臧质曾联络柳远景，废刘骏改立刘义宣，被柳远景断然拒绝，臧质遂对他怀恨在心。
沈庆之、柳远景跟随刘骏长期在雍州领兵伐蛮，是刘骏雍州集团的重要成员，亦是孝武帝政权的坚固柱石，这些事例恰恰证明他们与刘骏之间联系之紧密，刘骏对雍州集团的依赖之强烈。
刘子勋在大明七年才担任江州刺史，且在大明八年时又外迁至他州任职，这就意味着他在江州任职的时间很短，并未与江州土豪产生深厚联系，由于年龄幼弱，不得不依靠孝武帝委派的长史辅佐。事实上，依赖地方武力起家的孝武帝刘骏极其忌惮宗王与地方势力结合，幼王出镇仅仅是其加强皇权的手段。
一般与江州土豪发生直接联系的是掌握江州军府军政实权的长史与司马，而伴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破裂，江州土豪自然也就没有支持刘子勋的价值与意义。
义嘉之乱中高门士族对刘子勋以及寻阳政权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出身侨姓高门士族的袁顗选择与邓琬合作，拥护刘子勋反抗宋明帝，吴地高门士族孔觊联合吴地诸郡太守掀起暴乱，同样出身高门士族的张悦、殷琰也因为复杂原因加入刘子勋的反抗阵营，他们多是义嘉之乱主谋，也是刘子勋集团核心人员。
另一方面，在建康的高门士族则是旗帜鲜明地加入宋明帝刘彧的建康政权。由于门第显赫的高门士族多集中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这就意味着寻阳政权虽有高门士族子弟任职，但并没有得到高门士族的广泛支持，尤其是长期处在刘宋政权统治阶级上层的第一流高门，并不认可寻阳政权，这其中有受“士庶天隔”社会观念影响，在他们看来，邓琬出身寒微、毫无政治资本，只是打着刘子勋皇统的名义搅动政治风云的狂妄之徒，即便在寻阳朝廷把持权柄，在社会阶层方面依然与自身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宋明帝刘彧委托朝士传递书信劝降袁顗，他们在信中对邓琬的鄙夷溢于言表，直言“邓氏狂惑”，并指出邓琬的发动的义嘉之乱是“群下构慝，妄生窥觊”。阶层差别大，政治交集少，“人地本殊”，二者显然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不过，建康的高门士族选择宋明帝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晋末以来，日益没落的高门士族自知已经无力改变和阻挡寒门庶族执政的局面，而随着皇权政治回归、寒人阶层崛起，他们逐渐远离中枢，沦为刘宋皇帝装饰门庭的工具，即便如此，仍然经常有意无意地被卷入到刘宋朝局的政治漩涡，甚至招来灭顶之灾。
文帝时谢晦据荆州反叛被杀，谢氏一门受到牵连，损失惨重；孝武帝时的王僧达、前废帝时的颜骏都曾因忤逆而被下狱赐死。政局的剧变与前人的惨痛遭遇，使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高门士族心态不得不发生变化，对政局抱有紧张局促、谨小慎微的态度，唯求自保。萧子显曾对评价宋齐高门士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
袁顗就曾因前废帝暴政出外避祸，他曾劝其舅蔡兴宗一同逃亡，蔡兴宗予以拒绝：“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
蔡兴宗直言其“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恰恰反映出他谨慎的政治态度，而他对朝局走向的准确把握，确保家族在接下来的暴乱中幸免于难，那些逃离建康的高门士族却百无一存。因此，为求自保，留在建康的高门士族不得不选择与宋明帝政权结合。
总结
军镇崛起入主建康，轮番坐庄，只不过是在建康原有的政治秩序中一次次的新增一批政治暴发户而已。只要新生政权保证他们地位不受影响，建康的高门士族其实对皇统逆顺并不在意，而随着高门士族“京畿化”、“建康化”的趋势日显，相比远在寻阳的小皇帝刘子勋，他们更愿意就近与能够保全其权势地位、以及文化气质渐近的宋明帝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