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下，探析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升华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有名的大臣，他提出的“罢黜，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的采纳，进而掀开了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历史帷幕。

董仲舒提出的这一种政策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教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的道德思想、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皆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可以说整个封建社会都在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与改变。

董仲舒和他提出的政策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的时间，但是“独尊儒术”对我国的影响依然很大，甚至可以说至今都还在。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的融合

思想融合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发生，比如荀子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他却将法家文化融入到了儒家思想中去，在礼的基础上提出“重法”、“重刑”，从某个角度来说董仲舒也将儒家文化与汉初的黄老思想进行了融合。

黄老之学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君王不治理天下，而是人人各尽其责、各自管理各自的领域，其目的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修养生息的机会。

西汉建立之初经历了秦末战争、楚汉争霸，所以黄老之学与时代的契合性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进步，治国的理念和思想也需要发生改变。

此时董仲舒将黄老之学的一些有价值理论融合于其新儒学体系之中，进而向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君臣之礼，跨时代性的思想体系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

1.君道、天道和贵神、执权

标题中的4个词语代表着4个概念、2种体系，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找到了无为而治的立足点，他把“君道”和“天道”等同视之，君主的无为旧士效法天道，颇有一丝君权神授的色彩。

何为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事万物在天道面前都是公平的，平时或许看不到天道是如何治理万物的，但无形中天道又必然存在并影响着万事万物的运行，而这也是君道。

无论是“贵神”还是“执权”都是建立在君道的基础上，亦或者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贵神并不是君王不管理朝政，而是君王无需事必躬亲、面面俱到，他们只需要把命令颁布下去让臣子们去执行就可以了，进而达到控制天下的目的。

君道更多的时候应该把精力放在地方宏观调控方面，亦或者是地方发展的大方针，细节方面应该懂得放权，而“执权”就是“贵神”的一种结果。

“执权”更像是君主威严的一种体现，官员在执行君王命令时结果有好有坏，这些都会影响到君主在天下人心中的威严，所以君主一定要重视“执权”的结果，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建立君臣尊卑的联系。

2.何为臣道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独尊儒术”并不是为了打压学说、提倡儒家学说，而是为君王控制天下、驾驭百官提供了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所以在君道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臣道”。

何为臣道？其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做事情要对君王诚实忠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辅佐君王管理天下。其二臣道要服务于君道，也就是说不能够和君王抢夺仁义的美名，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如上述所言君道无为是需要将权力下放给臣子，所以“臣道有为”则决定着“君道无为”能否顺利实施，基于此他还提出了相应的官员考核管理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官员考核制度，其思想来源于儒家文化，但具体实施的措施则结合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可见他将儒家文化与黄老之学融合的很合理且彻底。

二、董仲舒眼里的法家与墨家

战国末期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法家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礼法思想”，这样一种礼法思想在韩非的著作中也有很大的体现（韩非是荀子的学生），甚至于对我国后世君王治理天下的政策也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根据时代的发展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借鉴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的文化体系，进而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以法家为例，董仲舒的法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肯定了“独尊儒术”环境下刑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甚至将刑法视为教化的辅助手段。

他把法家的刑罚手段比作“刽子手”，把教化视为一种社会主流和趋势，直白来说就是社会应该以教化为目的，法家的刑罚可作为辅助教化的工具，其目的就是在限制百姓内心的“性本恶”。

董仲舒把诸子学说的精华有选择性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既实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升华，更促进了西汉集权统一、尊君爱民和发展生产的现象诞生。

回看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刘彻基本把他的“独尊儒术”作为治理天下的主导思想，汉初时期的黄老之学被彻底的取代了，使得我国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很多人将“罢黜，独尊儒术”看做是我国诸子消失的一个标志，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不仅不是争鸣盛况消失的原因，而且还是促进学说相互融合的开始，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立局面。

从此之后，儒家思想也不单纯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它既有孔子、孟子的仁义礼智信，也有法家的依法治国理念，更有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等。

三、“独尊儒术”在汉朝的发展及影响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来治理天下，他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降低了法家文化对社会的压制力，而选择偏向于教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

从结果上来看，刘邦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围绕黄老之学建设的一种政治架构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随着汉朝逐渐实现2023集权，急需一种新的主导思想来代替黄老之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且暴力手段无疑是不行的，秦朝二世而亡是一个很奠定的例子，这样一种高压的手段也让汉武帝不敢轻易采取。

黄老之学虽然保障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甚至还打造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历史盛世，但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却让汉武帝无法解决国内存在的矛盾以及国外存在的危机，亦或者说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

基于这一个现实情况不难总结出汉武帝需要的新思想有什么特征，第一点能够达到汉武帝所需要的统一局面，第二点就是新思想要具备融合力，不会造成民间的反抗与抵制。

经过对诸子的对比不难发现，儒学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具备包容性和协调性，这一点很符合汉武帝的思想需求。另外，战国末期荀子提出的礼、法思想，又为儒家思想融合了法家文化的“法治”和“刑罚”理念。

既有儒家思想的协调性，又有法家思想的强制性，这样一种新的儒家文化很显然符合汉武帝的需求，因此董仲舒才能从诸多的人才中脱颖而出，不是汉武帝选择了董仲舒而是时代选择了兼容学说的儒家思想理念。

一直以来，儒家的文化和经典都具备很高的地位，《周礼》于西周、东周时期影响了人们近八百年的时间，而儒家文化从某个角度说就是脱胎于《周礼》。

春秋战国之后虽然周礼难以接受，但八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和传统观念却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要不然秦始皇推行法家主导的郡县制时，也不会受到诸多儒家学者的阻碍。

儒家的经典“六经”也具备很广泛的覆盖力，典籍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且有深度，最主要的还是儒家思想提倡忠君爱国，有利于君王对天下臣民的统治。

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汉武帝最终决定推行“罢黜，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了西汉王权认可的官方学说，成为了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一种意识形态。

“儒术独尊”在西汉王朝的出现和地位的确定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儒家文化对于加强2023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道家、阴阳家等学说不具备的。

西汉中后期，儒家思想又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完善，成为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封建统治者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思想体系，自然会被统治者所采纳并使用。

自此之后，汉朝无论是私学还是官学皆以儒家文化为内容，这一种政治形态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儒学在民间、朝堂都获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至今其影响力都没有任何的削减，奠定了文化主导的地位。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