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是无任何宗教背景而产生的伟大思想,因为当心景扩张到无穷大时,当天地、万物与我结合为一时,自然就会与天地精神往来,自然就会与造物者为友矣,此句的气魄比慈悲心或仁心或博爱心更为宏大,更为接近自然而然,因为在此句的背后,不需要类似宗教中的极乐世界或天堂作其假。
中庸含有深厚的哲学意义,它开宗明义就说:真诚是由上天的命令而禀付于人的天性,人循此天性的真诚而做人做事叫做正道,换句话说,它以上天的真诚为我们的道德标准,人生的目的就是循此道德而做人做事,如此可以使我们有限的生命具有深远的意义,故是古代人类史中独一无二,不藉宗教的神威,而形成的伟大道德形上学。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此宏大深远的形上哲学,中国文化的伟大与不朽,足以令吾人自豪与自骄。
因为中庸是不藉宗教的神威而形成的道德形上学,而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除佛教外,都以上帝或阿拉一词为最高无上的代表。而上帝一词在孔子之前就存在,出现于易经、尚书、诗歌中多次。
陈立夫先生在《四书道贯》的p、254对诚的注解中,他说:"故诚之于上帝,自其抽象言之,则为诚;自其形象而人格化言之,则为上帝。"这个比喻实在是很好的解释,使我们了解中庸之强调诚的原因。
唯一不同的,是在诚的概念中,人已经完全跨越了与上帝之间的鸿沟,而以诚为主,以诚为其基本的价值,以诚与天理沟通而脱离宗教思想,不以上古的神学思想的上帝为中心。在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受了春秋时代老子与孔子的哲学影响甚大;因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而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在此背景下,中庸就自然地抛弃上帝的代名词,产生了无宗教的诚的思想。
在我第一次读庄子时,对我最为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我专心硏读庄子的主要原因。因为此句话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将自己的见识与感觉完全投入,并不以他人的解释为依据而产生的结论。
庄子认为是非大小多寡寿殃都是不必要的争执,只是数量的差别而已,故世间一切事物之间的分别都是不必要的,不如人与外物相契合而产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此句比孔子的“己所不欲而施于人”更为广泛有力,比老子的“道法自然”更为落实自然,比佛教的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更为积极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