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6年冬到次年春,刘备(161-223年)在“水镜先生”司马徽和被迫离开刘备而投奔曹操的徐庶的先后推荐下,三顾茅庐,请“卧龙”诸葛亮(181-234年)出山,为其出谋划策。时年26岁的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打动,遂以《隆中对》向刘备展望了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并确定了日后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并进、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的基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不过,司马徽最初并不想举荐诸葛亮给刘备,只是向刘备指出了“卧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而在得知徐庶已经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后,司马徽叹息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事实上,当徐庶告诉诸葛亮,自己已经把他推荐给了刘备时,诸葛亮颇为生气,并对徐庶说,“君以我为祭之牺牲乎!”徐庶只得内疚而去。
从司马徽的言语以及诸葛亮的态度和徐庶因举荐诸葛亮而内疚的心情可以看出,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并不符合当时和未来时势的发展,三分天下可成,但刘备和诸葛亮想要克复中原、匡扶汉室是不可能的,他们所做的事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在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但在诸葛亮同意出山后,优柔寡断的刘备一开始就与既定方针背道而驰,他在汉室宗亲刘表(142-208年)三让荆州时错失了占据荆州的最佳时机,虽然后来利用“赤壁之战”夺占了荆州,但从此埋下了与东吴的孙权(182-252年)之间基于荆州地区领土纷争的持久矛盾,并最终在公元220年把关羽推进火坑,不仅丧失了荆州,也让关羽后败走麦城后被孙权俘获并杀害。
荆州的丧失使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时就确定的从益州和荆州分两路北定中原的理想计划成为泡影,也就是基于弥补这一既定方针的残缺,公元221年,刘备兴举国之兵讨伐孙权。当然了,刘备不顾一切地伐吴的原因也有替关羽报仇的成分,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夺回荆州,以让蜀汉政权重新回到他“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既定的北定中原的基本方针的轨道。
遗憾的是,“夷陵之战”让刘备所帅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其本人也在公元223年病逝于白帝城。从此,诸葛亮要想实现“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的奋斗目标,就只有从益州北伐这一条路了,而当诸葛亮在益州闻知刘备遭遇“夷陵之战”的惨败后就曾感叹道,“蜀汉大势已去矣!”言下之意,诸葛亮在事后的五次北伐都是“行不可为之的事”,但碍于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自己对刘备的忠诚以及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诸葛亮不得不硬着头皮不顾益州百姓的生计而连连发动战争。
其实,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获得了一次北定中原的绝佳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完全符合他和刘备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从汉中和上庸分两路进攻长安。当时的上庸属于曹魏的新城郡,由蜀汉降将孟达驻守。孟达本为益州大将,公元211年刘备入川时,就是孟达和法正去迎接的,而刘备此后让孟达驻守江陵。公元219年,关羽率军攻打曹魏的樊城和襄阳,并要求孟达出兵会攻樊城,但此时的孟达以刚刚攻打下上庸、民心尚不稳定为由拒绝援助关羽。
当然了,孟达也没有料到随即会发生关羽失荆州和败走麦城并被俘被杀的事,而他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于是不得不投降曹魏。孟达降魏后继续驻守上庸。上庸西通益州、南接东吴、北靠曹魏,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诸葛亮对这一点了如指掌,于是他看到了从益州和上庸分两路向长安并进的希望,并写信劝孟达归降。
孟达在曹魏的日子并不好过,遂与诸葛亮一拍即合,但“恃才好术”的孟达显然忽视了诸葛亮告诫他提防司马懿的再三叮嘱,而司马懿也是冒着违抗曹叡君令的风险千里奔袭并攻破孟达把守的上庸,孟达城破人亡,而诸葛亮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呆若木鸡,再次强烈意识到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的艰难和无奈。
诸葛亮为刘备展现的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的确实现了,而且如果刘备死后,诸葛亮只是辅佐刘禅全心全意经营益州而不北伐,也许蜀国至少可以多存在许多年,但从当时的时势来看,魏国明显在政治、军事和国家的治理方面都强于蜀国和东吴,何况魏国占据着中原,基本统一了北方。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可以说,曹氏魏国或者以后的司马氏政权统一三国是迟早的事,而且也是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刘备和诸葛亮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的理想本来就只是不可为而为之的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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