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北宋初期众多的宰相中，只有他被称为“圣相”，原因为何？
李沆：崇清静无为，行光明正大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宰相的可谓是数不胜数，其中尤以宋朝为最，因为要分权的缘故，相当于宰相或副相之人多多，皆可以宰相称之，而如仁宗这般几乎一年便数次换相的朝代，那更是数不清了，但很多人是不被人识的。
在北宋前期有宰相中，李沆实在是不太出名之人，而他却被后世尊为“圣相”，这倒是个很奇怪之事，他既无轰轰烈烈之业绩，又缺有声有色之作为，于今人来说是毫无存在感，几乎就是一位被人遗忘的形象，缘何会被尊为“圣相”，感觉有高抬之嫌。
他的主要活动期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这一时期，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开国的赵家兄弟虽作古，而各项国策皆已大定，此时的宋王朝虽然北有辽人燕云十六州之痛，西北有李氏父子之反复，但总体来说，只要不“作”，保个安宁还是绰绰有余的，而这正是李沆仕途崛起的大好时光。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人，即今河北邯郸人，说得更细些，是河北永年县人，太宗朝进士出身，初在外地任低级官员，后迁礼部侍郎，太宗离世前任命其为太子宾客，也就是赵恒的老师，也是宋太宗在离世前为儿子精心物色的顾命大臣。
李沆中进士的这一批人可谓是个个了得，虽不能同后来苏东坡他们那一届嘉佑龙虎榜相比，但皆为人中龙凤，如在我们成都首创“交子”的名臣张咏所言：“吾榜中最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这里的“李”指李沆，“王”是王旦，而“寇”即是寇准。
赵恒继位，是为真宗，立即拜李沆为参知政事并监修国史，李沆为官清廉，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年58岁时去世，获赠太尉及中书令，谥“文靖”，配享真宗庙。
李沆的一生，是奉行清静无为的一生，这注定其生前行事不可能出现波澜壮阔之事，绝无惊世骇俗之举，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有很吸引眼球的事迹，但他在后世官方中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不仅在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24功臣，康熙朝还将他列为从祀历代帝王庙少数的臣子之一。
不过，现在人们喜欢的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情，汉武帝绝地反击的霸气，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麾下那一众将相亦会跟着名扬四海，而那些守成的帝王，如文景之治，能知道这二位皇帝叫什么名字的人定会很少，包括被后世誉为“守成贤主第一”的宋仁宗，又有几人熟悉，都被那帮能写几笔诗词文章的臣子抢了风头去。
李沆辅佐的真宗，是宋朝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善于纳谏自律之人，比如，在君臣一致的反对下，他依然坚持将那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的街头卖艺花鼓女刘娥纳入后宫便是例证。
并且，当他变本加厉地想加刘娥为贵妃时，若不是李沆的反对，当着使臣面将诏书烧去，一句“但道臣沆以为不可”，那刘娥怕早就权倾朝野了，由此看来，不仅李沆敢于对突破自己底线的事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忤逆龙鳞，而且，皇帝对他还真是十分地忌惮。
而且真宗赵恒还是个很“作”之人，且自信心爆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泰山封禅之人，也不知他哪来的这般底气，当然，这是在李沆死后他才敢胡为的。
作为真宗的老师，李沆对赵恒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没有李沆的教导及不言自威的束缚，时时“戒除人主骄奢之心”，这真宗不知道要狂到何种地步去了。
李沆是寒门出身的士子，他从入仕之时起，便抱定“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得失；政治理想高于物质追求”的理想，他在太宗之时便颇受欣赏，更是以他的文才和学识，以及个人的品行和操守为皇家所倚重，可以说，他对皇权与朝臣的关系在宋朝初期的演变和走向，是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朝廷盛行“密奏”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借此来邀宠献媚，唯有李沆无一“密”上奏，他襟怀磊落，心胸坦荡，公家事公开谈，何密之有？而正是他“不密奏”的凛然正气，更赢得了皇帝的看重。
但是，他为政还是偏于守旧，于旧制一直是视为不可轻改的祖宗之法，加上他又谨言慎行，于大政方针总是有点态度暧昧的感觉，所以，也被不少人所诟病。
“李文靖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这是宋人的一段评论，意思是李沆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尤其不喜欢有些人靠排斥异己来抬高自己，就这点来看，那些想巴结他的蝇营狗苟、曲意逢迎之徒，对李沆也是望而生畏，在他身上呈现的是高尚的人格魅力。
正人必先正己，李沆位居宰相，却是清廉无比，相比于那些居豪宅，食珍馐的极尽奢侈之人，他可谓是极度的穷酸了，这点很有些同后来的范文正公相似，于个人享乐上是无欲无求，是真正意义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真宗朝的宰相个个有特色，王旦的老成，寇准的直率，王钦若的机敏，丁谓的睿智，都是一绝，但其中要数李沆的地位最高，他就如同定海神针一般，有他在，皇权便受到制约，其“格人主之私”的正气，对后来演进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人最高利益，是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虽然我觉得，李沆的“圣相”之名有抬高之嫌，但在他执政的时间中，同皇帝关系的和谐以及正能量的疏导，加上本人大公无私的完美人格，可以说是极少见的，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北宋朝最让人称道的皇权的定位及君臣关系，皆是始于李沆之模式。
尽管他没有看似轰轰烈烈的政绩，却“有公辅器”，在他执相柄之际，通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肃清风气，他的施政方略不在于除旧布新，而在于政简少变，深得“治大国如烹小鲜”之精髓。
他“器度宏远”，行事如春风吹拂，成效如春雨滋润，处太平之时而能未雨绸缪，在不知不觉之间，朝堂稳定，民众安宁，大宋王朝迎来最高光之时，这与李沆执政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无怪乎《宋史·李沆传》言：“沆性直谅，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而王夫之则称其为“宋一代柱石之臣”。
可惜的是，自李沆死后，这宋真宗没了束缚便狂放了起来，不仅一味粉饰太平，广建宫殿，大兴土木，又恬不知耻的泰山封禅，各地迎合，群魔乱舞献“祥瑞”，“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直到刘娥执政时方才制止。
这也能看出，无李沆，“王钦若、丁谓之徒果售其佞”，这真宗就要作妖，由此可见李沆立朝的作用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