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皇帝二十馀子”,其中为大众熟知的有公子扶苏、第十八子胡亥,其他还有公子将闾、公子高等人。但这么多儿子中,大多都是一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真正有才干的只有扶苏和胡亥二人。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子女中最有才干的一个,为人正直仁义,文武全才,礼贤下士,“扶苏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深得人心。
秦始皇生性严苛暴躁,每当他怒发冲冠大开杀戒之时,只有扶苏屡次进谏,劝说秦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结果惹得秦始皇很不高兴,把他打发到北方边境边防军中任职。秦始皇死后,扶苏陷入与胡亥的夺位之争中被害死。
秦始皇死后的皇位继承人问题,历来是古代史上的一桩疑案。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外出巡游途中病危,临终时确定立公子扶苏为继承人,已经写好传位诏书。但公子扶苏远在北方边疆,胡亥乘机与赵高里外勾结,“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篡改篡位诏书,让胡亥偷梁换柱当上秦朝二世皇帝。
不过,在另一件珍贵史料北大汉简《赵正书》中,对此事记载却截然不同。秦始皇临死前,让大臣共同商议继位者人选,丞相李斯等人都一致认为,“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因为公子扶苏远在边疆,如果派人前去传旨召回扶苏继位,只怕夜长梦多,不如就近立秦始皇身边的胡亥为帝。
秦始皇对此作出明确回应:“可”。从《赵正书》记载可以看出,胡亥的登基,完全是经过大臣们一致商讨和秦始皇许可的,是光明正大获得皇位。《赵正书》在秦汉历史文物中的地位和可信度也是世所公认,因此对胡亥的人品和才干,有必要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本世纪初,在湖南益阳兔子山秦代遗址的古井中,发掘出一批珍贵的秦代文物,其中有一批竹简和木牍,记载了秦朝中后期的许多历史事件。其中有一件秦二世胡亥遗物“秦二世登基诏书木牍”,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这份诏书,是秦二世胡亥登基之后,向全国各地官府下达的一份诏书,以此昭告天下,新皇登基。诏书全文是:“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诏书内容大意是说:始皇帝已经去世,新皇二世已登基。文武百官要各安职分,严格遵照律令办事。登基元年,实行新政,各地官吏要体会皇帝的爱明之心,一律赦免百姓的“流罪”,减轻百姓赋税,上级官吏还要关爱基层办事人员,不得吃拿卡要苛待下级。
从这份文告看,秦二世胡亥的形象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昏暴之君的形象迥然不同,在治吏、惠民等诸多方面都可圈可点,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狂暴野蛮的亡国之君。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史记》之中,却对秦二世胡亥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反面描写。《史记》的可靠性固然不容置疑,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作者司马迁在写作时不可避免要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史记》成书于西汉,按照古代编写史书的“惯例”,后一个朝代编写前朝历史时,为了突出本朝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往往会不遗余力对前朝末代皇帝进行贬低,非此不足以证明本朝“得国之正”。从“秦二世登基诏书”与《史记》记载反差来看,秦二世胡亥很可能也遭到类似待遇,顶着昏暴之君的黑锅,被冤枉了2000多年。
参考资料:《赵正书》《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