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熟悉古代历史,就会发现秦始皇贬斥扶苏这件事有蹊跷,动机肯定不是要增强他的“兵权”。如果你是从《史记》中了解的这件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史记》在之前的历史中记载的另一件事。
春秋时期,晋国消灭了一个叫骊国的国家,还把该国的公主骊姬掳走了。后来骊姬成了晋献公的宠妃,生下了晋献公最小的儿子奚齐。
当时晋献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分别是申生、重耳(晋文公)、夷吾,申生是太子,也是众望所归的下一代国君。
晋献公爱屋及乌,十分宠爱小儿子奚齐。骊姬为了让他成为太子,也利用自己专宠的优势天天在晋献公枕边吹耳旁风。后来又联合几个大臣一起忽悠晋献公,长而久之,就把晋献公“忽悠瘸了”。
晋文公复国图
晋献公就让其他三个儿子离开都城,分别去三个战略要地负责军事,申生被派往晋国的发源地曲沃,重耳和夷吾分别被派去镇守“蒲”和“曲”这两个战略要地。
你肯定要以为,这是一位父亲在考验三个儿子的综合能力和军事水平,为从中挑选继承人做准备,也体现了对儿子们的信任。但结果是,申生等三人因为在外地负责重要工作,不能擅自回到都城,久而久之,他们不仅和晋献公的父子亲情变得疏远了,从前在朝中积攒的羽翼和支持者也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没过几年,晋献公就把申生撤了,换奚齐当太子。骊姬还觉得不稳当,就陷害申生,说他要毒死晋献公,此时晋献公考虑到申生会成为奚齐的威胁,也一口咬定申生是个密谋弑父的不忠不孝不义之徒。
亲眼见证父亲一步步把自己逼到绝境的申生,在绝望之中自杀,重耳和夷吾见情况不对,及时逃去了别的国家。
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类似的事情都有相同的结局。被突然调出京城的太子,结局往往都挺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传统:太子不掌兵,一旦掌兵,就意味着不久就要被废了!
这是有逻辑的,作为一个太子,肯定要把治国理政的经验放在首位,你把他调去边关掌兵,他怎么去学习那种经验呢,他将来就只能当一个优秀的将领了。当国君把太子调出了京城,就意味着不打算让他接班了。
而且这种做法也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调去边关,明面上是把兵权交给你,但同时也意味着,你常年待在边关,朝中的势力就必然被持续削弱。这是很巧妙的明升暗降,朝中的那些大臣才是最重要的支持者。
如果把这种理论放在现代,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假如你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职场人,原本在总公司当领导,职业前途一片大好。突然有一天,你被调去下属分公司负责一个更高点的职位,你是会觉得自己被委以重任了呢?还是会觉得自己被排挤了呢?
事实也是如此,秦始皇作为一个喜欢出巡君王,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落后的前提下,一生中在全国各地巡视了五次。他竟然不让扶苏坐镇京师,在自己出巡时代替君主职能,反而把他贬到上郡,三年不让他回来,直到临死时才在遗诏中嘱咐:准许扶苏回咸阳参加丧会。
结果是,扶苏当了那么多年太子,积累了那么大的威望和势力,却在被贬后一蹶不振,最后被胡亥的一封假遗诏打败。难道他真的是个“坐以待毙”的傻子?作为一国之太子,作为奋战在与匈奴作战的第一线的军人,他就那么懦弱,不敢拼死一搏?又或是,在他被贬的这三年,他在朝中的羽翼已经被消灭干净,已无力与胡亥抗衡,才选择放弃抵抗?
看看扶苏是为什么被贬的吧,你就知道秦始皇为何这么对他了。秦朝是一个在法家指导下实现富国强兵和统一的朝代,秦始皇则是一个熟知法家最深奥智慧的君王。在法家和儒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秦始皇当然站在法家一边,不可能因为儒家对法家的非议而改变自己的治国理念。
秦朝统一后,六国时期的儒生们也成了秦朝的子民,但他们不认同秦朝的理念。史书记载,秦朝每次向各地下达新的政令,这帮儒生就要聚在一起非议,说“这儿不对,那儿不好,这个政令问题大得很,应该按照我们儒家的那一套来”。在他们眼中,儒家是“高尚”的,而法家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因此法家的一切主张他们都要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儒生作为广受尊敬的学者,对百姓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一说“不好”,百姓就不遵守新政令了。于是李斯建议,干脆就禁止儒家,连带着把墨家、道家等各门学派都给禁了,把他们的经典也给烧了,这就是“焚书”的由来。
儒家作为“焚书”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是满肚子怨气,私下里对秦始皇的非议就更加激烈了,什么难听的话都讲,秦始皇虽然知道这个情况,但一直没搭理这些儒生。
直到后来,一个很受秦始皇尊敬,常年在宫里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或许是因为当初拿方术“忽悠”秦始皇时,吹牛吹得太大,但丹药一直炼不出来,收不了场,又害怕被算账,于是用儒家的惯用话术大肆污蔑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了。
这件事严重刺激到了秦始皇,他一边安排人逮捕卢生,一边又联想到了那些一直以来用各种难听话攻击自己的儒生,就拿这帮儒生开了刀。但是受害的儒生,仅限于咸阳城内的四百多人,其他地区没被波及到。
扶苏作为一个生长在秦国的人,不知是什么原因站在了儒家那一边。“坑儒”事件发生后,他立刻跑去秦始皇面前表示抗议,他说:“如今全天下的学士都学习儒家,你做这些事,恐怕会让‘天下不安’!”
只能说扶苏这方面太幼稚,分不清理想和现实,儒家的那套确实崇高又好听,但无法落实在现实世界,是华而不实的,空空其谈的。扶苏分不清理想和现实,他追求的是崇高的东西,但那所造成的只能是有害的结果。自古以来,儒家和墨家、法家、道家都水火不容,互相指责对方是“祸首”,即使战国之后最终获胜的是儒家,难道就能保证他们不会“坑法”吗?
扶苏和秦始皇的这次争执,可能是相当激烈的,但《史记》只记载了这一句话,我们只知道这次谈话结束后他就被发配到了上郡,去负责监督蒙恬的大军,直到他被假遗诏赐死。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秦始皇必然是个沉稳的人,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我们可以猜测,扶苏和秦始皇之间的矛盾不是一时的,这次谈话只是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后的大爆发。这次谈话后,秦始皇对扶苏彻底失望,于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了胡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