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进行,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这几位内阁首辅都相继离职。于是,沈一贯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二位内阁首辅,以他为标志,明朝的党争已经公开化。
沈一贯(1531年——1615年),字肩吾,又字不疑,号龙江,南直隶鄞县(今浙江省宁波鄞州区)人。他是明朝中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可惜,后世对他的争议和诟病之处甚多。
1531年,沈一贯出生于一户普通的小地主家庭。不同于其他的首辅们,沈一贯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波澜不惊,没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直到1568年,已经三十七岁的沈一贯才在会试中勉强取得了三甲一百多名的成绩。这个成绩,虽然能傲视绝大部分读书人,毕竟在明朝中进士绝非易事,但如果和其他首辅比起来就显得有点尴尬了。因为,在明朝六十七位内阁首辅中,他是唯一一个被三甲才录取的首辅。
成为进士后,沈一贯依例进入翰林院开始排大队和熬资历,苦哈哈的等待被起用。在此六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修炼”的状态,不找靠山,不拉关系,不上奏折。眼见徐阶、李春芳、高拱这些个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张居正成功上位。
1574年,沈一贯成为了当年会试的同考官,这算是他的第一个具体差事。本来,这份工作他会完成得游刃有余并且波澜不惊,只是,因为这次考试中有张首辅的儿子参加才变得与众不同。
身边的同僚担心沈一贯不知内情,还特意偷偷地告诉了他。结果,沈一贯竟然佯装不知,表现出了足够的公正和严厉,丝毫没有为首辅的公子开绿灯。
当然,即便沈一贯不配合,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为儿子搞到进士的录取通知书简直是易如反掌,soeasy!
事后,自知得罪了张居正,沈一贯也不去辩解,更没有去攀附,反而气的决心辞官回乡。谁知,他竟然意外的接到了升职通知,虽然只是一个闲职,但毕竟在品级上是提升了。
原来,张居正张大首辅实在是太忙了,他只顾着筹谋自己的一系列改革,对于沈一贯在科考中的不配合并没太当回事。或者说,他不屑于向一只小鱼小虾下手。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世,依照大明祖制,张首辅必须辞官归乡为父守孝三年。客观的讲,如果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地位以及和李太后与冯保的关系来看,他在三年后复出重新担任首辅也是手拿把攥的事,没有太大难度。
但是,许多的改革举措都是刚刚起步,而且已经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如果有张居正亲自压阵,自然不会出现太大的波折,但如果张居正离开内阁三年的话,他的系列改革极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有鉴于此,张居正并不愿意离开内阁归乡守制,笔者也不认为他单纯就是恋权,于公于私的因素都有。
在此背景下,老张只好事先征得太后和万历帝的同意,违心上演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夺情大戏”:
一、张居正主动上疏请辞,要求“为父丁忧”;
二、李幼孜等人上疏,提请万历为张首辅“夺情”;
三、万历皇帝下旨“夺情”,拒绝张首辅辞官;
四、张首辅婉拒“夺情”要求,坚持要为父守孝;
五、太后降下懿旨,再次要求张首辅“夺情”;
六、张首辅勉强同意“夺情”,但须请假操办丧事;
七、料理完丧事,张居正返回内阁继续上班。
而就在张居正上演“夺情大戏”期间,沈一贯却不识时务的不断发表关于“忠和孝”的言论,借机暗讽张居正“既然不孝,必然不忠”。据《明史·沈一贯传》记载:
进讲高宗谅阴,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已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张居正以为刺己,颇憾一贯。
这下,张居正怒了。他不仅记下了沈一贯的这次罪过,连同之前科考中的不愉快也一并翻了出来,索性来了个新账旧账一起算。于是乎,沈一贯被从长期闲置了。
1582年,张居正在首辅任上过世,长期潜伏在他身边的“副帅”张四维接任了首辅一职。自此开始,在张四维的挑唆和万历皇帝的仇恨下,满朝文武都开始对张居正反攻倒算,基本上是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
一时间,张居正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形同狗屎,而他的所有改革举措也通通被废止,甚至就连本人的尸体也差点儿被挖出来鞭尸泄愤。
当然,仍在翰林院中熬资历的沈一贯自然是骂得最欢的那个人。由此开始,他立即成为了最旗帜鲜明的“倒张派”,带头对张居正进行撕咬,甚至是污蔑和构陷。
此举,无疑使他赢得了万历皇帝和张四维首辅的青睐,越来越崭露头角。而伴随着沈一贯的日益崛起,以他为核心的浙党集团也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的水涨船高。
所谓浙党,其实是在明末的文官体系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或者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利益团体和政治派系。他们为了共同的政治追求,或者说是经济利益,推举沈一贯作为蒙上箝下的总负责人。
1584年,伴随着持续张居正,沈一贯的美好时光开始了。他先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同时兼任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开始有机会为万历皇帝教习学业,也有机会笼络更多人团结在他左右。
在此期间,随着“国本之争”的日益兴起,沈一贯敏锐地发现这将会是一次双方都没有退路的“死战”。于是,深谙权术和制衡之道的沈一贯以回家省亲为由请假了,之后长期以病为由闲居家中不出。
果然,就在沈一贯窝在家中暗中观察之际,明朝上演了最热闹的桥段,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这些个首辅们前赴后继,一个个都栽在了这件事上。而沈一贯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而且还是可开心可开心的那种笑容。
为了替自己提前预热,沈一贯遥控浙党成员在朝中造势,上疏奏请万历起用自己。1594年,万历皇帝任命沈一贯为南京礼部尚书,继续协理詹事府。但是,沈一贯却以身体患病为由婉言谢绝赴任。
其实,沈一贯对于礼部尚书的职位已经很满意了,只是前面加上“南京”二字令这个尚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因此,沈一贯选择继续蛰居,他认为目前的局势下,朝廷必然还会再次起用自己。
事实证明,沈一贯的确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狐狸。难怪他能以“三甲进士”的身份去统领人才济济的浙党,难怪他能“身在局外,心在局内”,原来靠得就是这份老辣,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力和对大局的掌控力。
1595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内阁的缺编已经非常严重,只有赵志皋一人在任,既是首辅又是阁臣,于是万历下旨由朝臣们廷议推举入阁的人选。
在浙党成员的卖力吆喝下,沈一贯的呼声甚高,最终与朱赓、沈鲤等人同时入围,获准参预机务出任了东阁大学士。
首辅赵志皋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在四十多岁才中得进士,不仅身体不好,而且性格还柔弱,几乎所有的言官和御史们都没把他太当回事。据《明史·赵志皋传》记载:
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入阁当年,沈一贯就开始为自己立威,以便为日后接替赵志皋做铺垫。他将言官袁可立当成了自己“杀鸡儆猴”的工具,因袁可立和沈鲤关系匪浅,而沈鲤又与自己矛盾甚大,所以沈一贯借故将袁可立廷杖并革职为民。据《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记载:
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排在沈一贯之前的许多阁臣们能逃跑的纷纷逃跑,逃跑不了的也在家养病。
首辅赵志皋递交近百份辞呈皆被万历拒绝,终于累倒在家不起。期间,沈一贯开始逐渐掌握了内阁的大权,在赵志皋病逝后,他终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二位内阁首辅。而此时,明神宗已经彻底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不上朝不露面。
成为首辅后,沈一贯总结了之前首辅们的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等人都被他回顾了一遍又一遍。
沈一贯认为,首辅的权力再大,说到底也还是皇帝授予的。如果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就必须顺承朱皇帝的心意,避免成为第二个张居正。而且,当今的这位万历皇帝极难对付,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伺候好他。
当然了,在伺候好万历皇帝的基础上,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所有朝臣们的靶子,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还要时刻注意在朝臣中树立自己的威严,不能任谁都来踩和自己,避免成为第二个赵志皋。
筹划好以后,沈首辅开始工作了。当然了,他和前任们一样,面临的最大麻烦依然还是“国本之争”。
万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熬倒了好几位首辅,而且已经僵持了十几年,所以他不可能在沈一贯面前妥协。可是,皇长子朱常洛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所有人包括万历皇帝都很清楚,如果此事再长期议而不决,必定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导火索。
当新上任的首辅沈一贯试探性地上疏提及此事时,朱皇帝竟然当即照准了,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沈一贯何等鸡贼,担心万历日后反悔,当即就拟旨并被御笔签发准备明日公布。沈首辅很兴奋,因为之前那么多的首辅们都没搞定的事儿,他一出手就轻易摆平了。
可是,当郑贵妃闻讯后,立即找到万历皇帝又哭又闹,不依不饶,坚持要册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在无奈之下,连夜召沈一贯入宫,要他交回圣旨,而册立太子之事则改日再议。沈一贯一听,那哪儿成啊?于是谎称已经将圣旨内容透露给了朝中众臣,大家此刻已经开始弹冠相庆高呼陛下圣明了。
万历没辙,毕竟“君无戏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于是只得同意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了。
由于明朝的强势介入,与日军在朝鲜半岛已经陷入了僵持。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沈一贯作为首辅积极主战,向万历上呈《论倭贡市不可许疏》,其中主张停止边贸、封锁海运,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逼迫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
沈一贯的此议一出,整个浙党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四处造势,朝中瞬间就被主战派们占据了上风。受此影响,万历最终下定决心对日强硬到底,开启了国家战争模式。而沈一贯本人,也赢得了忠君爱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很多人却相信他绝非出于公心,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浙党”一系的大本营浙江,免受日本倭寇的长期袭扰。
而且,伴随着明朝持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用兵,相当程度上纵容了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崛起。这样,为日后满清崛起并且入关取代明朝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开始将宦官派往全国各地去收税圈钱,变换名目去收取苛捐杂税。其中,尤以矿税最为严重,搞得各地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时时出现民变。
包括沈一贯在内的许多朝臣都曾劝谏过万历皇帝,希望他能够减轻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可惜,向来自负自大的万历压根不予采纳,导致矿税之祸越来越严重。
在万历三十年,朱翊钧突然得病,而且病势非常严重。朱皇帝一度以为自己和老爹穆宗一样也是短命鬼,所以立即着手安排后事。除了叮嘱内阁大臣们继续辅佐太子朱常洛以外,他还决心废除矿税,也算是提前大赦天下了。
可从第二天起,万历的病情突然好转了,于是他想收回昨天的旨意。而沈一贯竟然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就将圣旨交了回去,遭到了很多人的嗤之以鼻。据《明史·沈一贯传》记载:
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逐终神宗世。
自此以后,但凡再有朝臣上疏有关矿税之事,万历帝都一概不准。而终万历一朝,矿税之祸也没能消除,反而积害越来越深。
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事触怒万历皇帝,遭到罢官免职的处罚,只得返回家乡闲居。期间,他与高攀龙和钱一本等人,在无锡创办了一所民办院校,进行讲学和授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所民办院校,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
随着规模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东林书院逐渐开始涉入了政治,甚至敢于针砭时弊和褒贬朝臣,进而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人称“东林党”。
身为首辅,沈一贯自然不会允许东林党壮大崛起,甚至威胁到自己的浙党。因此,他开始积极打压东林党,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
在此期间,以吴亮嗣等人为首又结成了“楚党”。而一些山东籍的官员也不甘心被边缘化,遂暗中串联结成了“齐党”。当然,由于沈一贯的权势和拉拢,楚党与齐党基本上是依附于浙党而存在的,合称为“齐楚浙党”。
除此以外,还有“宣党”和“昆党”等许多不知名的小党派,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攻斗不已。
在诸党的相互和相互诋毁下,明朝的朋党问题空前激化,相互之间只有利益之争,再无民生和国政可言。这种党争现象绵延数十年而不息,从此朝野再不安宁,直接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1606年,沈一贯亲自主持当年的京察,竟然以权势压人,堂而皇之的庇护浙党势力,公然打压其他的党派和异己,立即就引起了满朝的公愤。御史孙居相等人联名弹劾沈一贯,而且,其他的各个党派也在暗中推波助澜,使得这次弹劾声势震天。据《明史》记载:
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云。
为了躲避风头,沈一贯只得主动告病乞退。归乡后的沈一贯索性闭门不出,再也不问时政,安享了十年的闲适生活,不断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
1615年,沈一贯在家中过世,终年八十四岁。当万历皇帝闻讯后,下旨追赠其太傅衔,赐谥号“文恭”。
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沈一贯在为政方面似乎没有太过明显的过失,基本完成了自己首辅的职责。但是!正是他在任期间,纵容并引发了明朝无休无止的党争,给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直接加速了朱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