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为何拒绝石亨的守城建议，改在城外迎战也先
北京保卫战是明朝中前期最为著名的大战，也是挽救明朝于危亡的重要战役。参战的双方是瓦剌太师也先率领的蒙古大军，和守卫明朝首都北京的明军。双方围绕北京城的归属进行大战，是我国军事史上最为著名的城市攻防战之一。在大战开始前，瓦剌蒙古大军刚刚在土木堡击败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数十万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处于巅峰状态，打着一举攻占北京，重现元朝辉煌的主意。而北京守军因主力在土木堡全军覆灭，战斗力和士气正是最低迷的时候。再加上朝中为了坚守和迁都争论纷纷，对士气正旺的蒙古大军作战，局面不容乐观。
在如此不利局面下，兵部侍郎于谦力排众议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坚持固守北京抗击蒙古大军的战略路线，拉开了北京保卫战的序幕。在决定如果守住北京城的战略时，作为提督军务的兵部尚书，于谦与掌管五军大营的右都督总兵官石亨发生了争执，两人在战略路线上出现矛盾。石亨提出坚壁清野的战略思想，他建议依托北京城高大的城防与也先大军打消耗战。这条路线主要的操作是关闭北京城门，将所有的百姓和军队收入北京城中，利用城墙的地理优势打击瓦剌大军。然而石亨的建议遭到了于谦的否决，于谦提出出城迎击的战略方案。
按照于谦的方案，从各地调往北京的二十二万大军要在九门城外布阵，与也先大军进行野战。史书上说，于谦这么选择的理由是也先大军气势太盛，如果明军全部缩回城内，会助长其士气和威风，对于战争不利。从当时的战略形势来看，这句话貌似有道理，其实是史官主观臆测瞎写的。
从战略角度出发，石亨的选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北京城在短时间内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石亨选择在城墙上坚守的办法，也是他长期在大同与瓦剌军队作战的经验总结。他知道瓦剌大军不擅攻城，利用北京坚固的城防优势，足以抵押敌军的骑兵优势。只要全国各地勤王大军抵达，也先就不得不撤退。
这个方案虽然稳妥，但于谦是非常不满意的。他认为这种方案保守，不是北京保卫战的最优选项。其实石亨这么选择与他的从军经历有关，也是与瓦剌长期作战的惯性思维。石亨是勋贵军功集团出身，长期在大同作为一线抵抗瓦剌大军的指挥官，曾经做过大同指挥同知、指挥使、左参将、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职务，是当时北京军官中少有具有丰富对瓦剌作战经验的将领。由于明军在阳和大战中败于瓦剌之手，军队全军覆灭，石亨单骑逃回北京。朝廷因败战之罪将他下狱，后来在于谦的推荐下，他才出任北京保卫战的总兵官，掌管五军大营。
从当时明军的组成结构来看，石亨的地位是仅次于谦的。于谦代表朝廷和皇帝提督军务，掌管军令大权，而石亨则是军队方面的一把手。因此当时的明军高层都很重视石亨的意见，认为闭城固守为上策。然而于谦却不同意这种保守的作战策略，提出了出城迎击的方案。
很多人认为于谦的方案是冒失的，在德胜门大战中击败也先大军也是侥幸的。甚至有人认为他书生意气不懂军事，拿国家大事冒险。所以在部分历史爱好者眼里，于谦在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是老天保佑。他们认为北京保卫战的最大功臣应该是石亨，而不是于谦。
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发现于谦的方案是非常有道理，而且是最优的。很多反对于谦的人的说法都不成立，完全是主观臆测的瞎扯。很多人认为于谦选择出城迎击是最大的冒险，因为明军在野战上不如瓦剌大军，尤其在骑兵方面有着很大的缺失。实际上他们片面理解了这种缺陷，没有结合当时北京城的地形进行考虑。北京城的地形与石亨长期作战的大同、紫荆关等要塞不同，有着非常特殊之处。大同、紫荆关等要塞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平原，有利于瓦剌大军的骑兵作战，但北京城却不是这样。
北京虽然是平原地形，但北京城外却非平坦得一望无际。实际上当时北京是世界上最大都市之一，除了城池宏伟城墙高大以外，在城墙外围还被大片的居民区所包围。这些居民区是老百姓自建的，规划得杂乱无章，都是平民百姓的居所。北京城的常住人口一半住在城外，所以这里街巷狭窄且四通八达。这样的地方如果不被铲平了，骑兵是没法冲锋的。石亨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觉得该按照大同模式作战，可于谦却看中了这片房屋密集的城市平民区。瓦剌军队一旦进入这种平民区，就会被交通所误导，陷入明军巷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实战中最重要的德胜门大战中，于谦就是让石亨率领主力埋伏在平民区中，抓住战机给也先的骑兵主力予以重创，使得他们失去了继续进攻北京的能力。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经典的巷战战术，其成功也成为后世巷战的典范。从这点上看，于谦比石亨高明太多。
除了巷战以外，明军在野战中也不会完全落于下风。实际上在当时明军已经广泛装备火枪部队，尤其是京营中的神机营更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火枪部队之一。在城外的巷战中有利于发挥神机营火枪兵的优势，又抵消了瓦剌骑兵的优势，彼消此涨之下明军在战术和局部上占据上风。
如果按照石亨的建议进行坚壁清野的消耗战，明军将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首先，明军和明朝百姓缩回北京城后，北京城的后勤压力将猛增。城里无法提供如此大的补给，一旦粮食不够吃，这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第二，主动放弃了周边平民区，使得城防战的战略纵深过于收缩，军队被敌军堵在城里。这样一来城里城外彻底断绝，容易陷入战场信息盲区之中。第三，蒙古军队要攻城，必然后铲平周围的平民区。这不但使老百姓损失惨重，也给敌军提供了足够的攻城器械资源，让他们能够从容地组织攻城战。
可以说石亨的战略看似稳妥，实际上放弃了很多优势资源，给明军留下不少隐患。即便最后靠着坚城硬耗把也先大军逼走了，那对明朝来说也是极大的损失。如果从朝廷的政治利益看，这样的损失能够承受。但作为以百姓和国家为己任的于谦，他是不会采取这种吃亏的打法。于谦虽然你是文官，但在山西、河南等地当了多年巡抚。尤其是在山西，这里是与蒙古瓦剌冲突最为严重的省份，他对瓦剌的了解不下于石亨这样的军中将领。他能结合明军的优势和北京城的特殊指出，抓住瓦剌大军的弱点设计战略战术，其军事能力堪称出类拔萃。
石亨可以说是明朝当时最好的军方将领之一了，即便与他齐名的杨洪也不见得比他更高明。石亨在明英宗朱祁镇的军事改革上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尤其是关于武举和选材的，被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可是在战场和战略眼光上，他却显示出保守和鼠目寸光的特质，这说明明朝引以为傲的勋贵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可以说从于谦开始，明朝进入了文官治军的时代，文人中名将辈出，而勋贵军事贵族却只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少量名将。也是从这里开始，明朝的文官政治跳出了宋朝的模式，走出了自己的特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