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元璋对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人没有诛杀,朱允炆顺利继位的话,大明江山改姓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朱元璋在位期间设置的制度已经把这些可能性给降低到最低。
另外,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的制度,也决定了臣子谋反的成功性很低,比如后期的万历一朝,万历数十年不上朝,朝纲依然在正常运转,就深刻说明了臣子想颠覆皇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是废除宰相制度
明初,朱元璋经过酝酿,将传承千年的宰相制度予以废除。胡惟庸很不幸地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在朱元璋看来,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天下,怎么可能让另一个人平分这种权力,权力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才行。
胡惟庸只是朱元璋废除宰相路上的最后一个绊脚石,其跋扈也好,专权也罢,最终是被朱元璋利用其罪行,顺势将宰相制度给废除,即便不是胡惟庸,也会是李惟庸、张惟庸等。
在废除宰相之后,朱元璋将六部的权力给扩大,同时又设置六部对应的检察官,也就是辅官,来监控六部的工作。最红大权还是在朱元璋的手中。同时,将原本负责礼仪的拱卫司改为锦衣卫,负责监察各部官员,直接受朱元璋管理。总而言之,大权在朱元璋手中牢牢掌握。
同时,辅官的出现,就是后期内阁的雏形,辅官最初为四名,之后的内阁成员则是首辅一名,次辅一名,大学士一到二名,这就防止了权力在一个人的手中这种专权现象的发生。辅官对六部由直接的监控权力,发现某个官员不法,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这就是对于文官集团不出现相权超越皇权这种情况的提前预防。
其次就是藩王镇边
蓝玉是这几个人中唯一的武将,明初武将受封较多,毕竟天下事这群武将真刀实枪的打出来的,功成名就之后,得高官厚禄也实属正常。但为了防止武将起谋逆之心,朱元璋早早的就对这种潜在的危险进行处理。
朱元璋的处理方法就是让自己众多的额儿子受封为藩王,并派驻全国各地,其中重点是边防要塞和名城大镇。其目的就是牵制武将和封疆大吏。同时赋予这些藩王相当大的军事权力,比如明初时期的宁王朱权、燕王朱棣等,都是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
这些藩王,明为受封就藩,实则为控制各自区域的军事力量,毕竟在封建社会中,兵权掌握在谁手中,谁就能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朱元璋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早早地就将藩王派往各地,用以监控全国。因此,若是武将造反,在各地藩王的镇压下,兵权严重缩水的武将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有明一朝,武将造反,数量为零。
最后就是朱允炆本身
朱允炆是朱元璋的长孙,在其父亲朱标死后,被指定为继承人。其即位后,对其意见最大不是这些文臣武将,而是众多藩王。加之急于削藩,昏招频出,致使人心尽失。最终导致被逼下皇位。
如果李善长等人不死,首先对于大明的忠心不容置疑。即便是朱元璋驾崩,这些人明白他们的荣华富贵是依托于皇权的稳固和皇帝的宠信,因此,对于朱允炆会大力的维护,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开国元勋也好,世袭勋爵也罢,只有得到皇帝的宠信,才能存在下去。
朱允炆登基后,如果这三人还健在,首先李善长已经是垂垂老矣,造反不具备实力,胡惟庸在被免去宰相之位后,必定也是没有权利,而最具被造反势力的蓝玉,则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忠实拥趸,即便是朱标死了,但蓝玉不会造朱允炆的反。只要朱允炆不逼迫蓝玉太过。
但历史不容假设,发生的额已经发生了。李善长三人被朱元璋注意诛杀,其目的就是为了朱家江山的长治久安,对于明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生怕朱允炆驾驭不住,因此痛下杀手,清除了几乎所有的功勋世家,为朱允炆未来的统治铺平垫稳,本想一劳永逸,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造自己孙子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