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就是这样的人，听李秀成儿子的讲述，才知以前读的是假历史
1856年，太平天国高层发生了内讧，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被杀，不久，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遂由极盛转向极衰。
在这种背景下，头角峥嵘的李秀成于1858年被提拔成为了忠王，成为了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首领。
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捕入狱。
在狱中，李秀成写下了几万字自述。自述里，有左一句“老中堂”，右一句“九帅”之语，充斥着“感恩”、“戴德”的字眼，并且说了许多自污自辱的话，又煞费苦心地献上所谓的“招齐章程”。
由此，很多人认为李秀成已在狱中变节。
但也有人说李秀成并未变节，而是“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
一百多年来，关于李秀成变节与否，争论不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39年，李秀成的儿子李学富曾将答案披露于世。
根据现存史料来查，李秀成有儿子叫李容发（也有史料记李容发只是李秀成的养子），其在江西被捕后，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收养。陈宝箴是个好人，曾将一个婢女许配给了李容发，但李容发命薄，不久抑郁而死。
李秀成的另一个儿子叫李其祥，李其祥被捕时年纪尚幼，沈葆桢在奏章中说：“监禁，俟岁满后按例处置”，按例处置是指犯造反大罪的罪犯的儿子只要年满十二岁即施行阉割，发配给功臣为奴。可见李其祥的命运很悲惨。
李学富之名，史不见载。但1939年冬，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徐海行署主任”的王公玙在灌云、涟水、沭阳交界处的六塘河一带与日寇“游击”，夜宿农家，在与主人在闲聊中说起“洪杨旧事”，主人即提到了李学富其人，并派人用独轮车将之接来，围炉夜话。
李学富时年已84岁，海州硕项湖滩人，民间兽医，自称为李秀成的镇江籍小妾所生，在忠王府里生活到九岁，亲见过洪秀全以及他的儿子幼天王洪福（其实，太平天国幼天王名为洪天福贵）。
面对王公玙这样一大帮陌生人，李学富毫无拘束之感，侃侃而谈。
李学富说，南京城破根本就是曾国荃与李秀成的共谋和默契，即：“九帅（曾国荃）全其功；忠王全其忠。”
怎么说呢？当时，曾国荃久攻南京不下，朝廷准备派李鸿章协攻。曾氏兄弟当然不愿意有人攘功，情急之下，曾国荃乘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入曾氏大营探听军情之际，要宋转告忠王：只要让出南京，什么条件，皆可商量。忠王反复权衡、审时度势，认为南京城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城内严重缺粮，一昧坚守，军民必然遭殃。于是，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清军入城不得烧杀、伤害百姓；二是容幼主洪福（应为洪天福贵）出城，不得追赶。
在炉火光照的闪耀下，李学富一脸神秘地对王公玙等人说，为掩盖实情，南京城是清军入城后补轰的。李秀成先安排家将带着自己（即李学富）潜逃出城，径去海州家乡硕项湖滩藏伏，李秀成带着洪福（应为洪天福贵）冲出城墙缺口。李秀成后来看到入城的清军背信而无恶不作，后悔不迭。此刻，洪福（应为洪天福贵）已被冲散不知下落……绝望之下，李秀成想在一间破庙里自杀，被乡民发现阻止，终因陶大兰告密，被清军肖孚泗部俘获。
李秀成被俘，出乎曾氏兄弟意外，打乱了原来的默契和计划。只好一面上奏朝廷，扬言要严刑拷问，“槛送京师”；一面嘱李秀成不要在供状上写明自己是淮河下游的海州人，只写参加起义时寄居的广西藤县，为日后安排李秀成逃往海州家乡作掩护。
曾国荃为了进一步造舆论以瞒人耳目，审讯时，“置刀锥刑具于忠王前”，声称要“凌迟处死”李秀成。
经过曾氏兄弟的密商，又上奏朝廷，谎称李秀成的“党羽尚坚”，“民心未去”，押送不安全，要将李秀成于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就地正法”。实际上，实际上，李秀成已被曾氏兄弟偷天换日，密送到地处海州硕项湖滩的铁牛镇上，与先行逃出的李学富一起，在家乡隐居起来了。
李学富说，李秀成之所以要求回海州原籍，是因为李幼年入哥老会的青帮，在海州的辈分很高，备受拥戴。
李学富又补充说，硕项湖滩经常被泛滥的黄河水淹，没什么收成，所以李秀成才会去关外贩马和皮货，也因此寄居广西，参加了金田村太平天国起义。
王公玙后来将李学富的讲述内容写成《李秀成伏诛之谜揭秘》一文，但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付梓。
《李秀成伏诛之谜揭秘》的正式发表时间是1977年。此文面世，则李秀成有否向曾国藩乞降之事，可说是已经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