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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十四日,已经病入膏肓的道光帝召见十重臣公启锦匣,锦匣内罕见地有御笔两谕,一为“封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另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不久后,道光帝驾崩,奕詝继承大统,为咸丰帝。
从道光帝独特的传位诏书来看,他在选定接班人时在奕詝和奕訢之间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但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他的才识武功不敌奕訢,于是让奕詝以仁孝之心取悦道光帝,最终奕詝占尽优势,夺得大位。因此,许多人为奕訢感到可惜。同时,又有很多人认为,如果道光帝当初选的不是平平无奇的咸丰帝,而是文韬武略兼备的恭亲王奕訢,清王朝的结局可能会改变。
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表示认同
。恭亲王奕訢深谋远略、才高八斗。有堪当大任之才。曾在清廷对内,太平天国起义未灭,江南难定;对外,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的危急存亡之秋临危受命。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因此开拓了晚清新式外交。他出谋划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危机,迎来了同治中兴。在富国强兵上,他兴办洋务,发起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从这些方面看,貌似假使恭亲王登上皇位能改变清朝的结局。但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过度顺从洋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国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英国人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所购买的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自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但这支舰队是由清廷出钱供养,但指挥权和控制权却归英国人所有。对此,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人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就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到不满。而后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理赔款。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了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了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治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
从以上两个事件可以看出,奕訢在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时,他甘愿与洋人妥协,并不有所反抗。倘若让一个过度顺从洋人,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之身外的人登上皇位,那他还能得民心、守社稷吗?
反对戊戌变法
恭亲王奕訢虽然发动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并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惨败也证明了这一观点。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上书给光绪帝发动了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维新变法。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思想启蒙运动。它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奕訢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和慈禧太后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加以牵制,而且还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了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从而使得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间接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帮助。如果奕訢当了皇帝,戊戌变法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根本不会有百日的维新。同时还会使维新人士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不仅不会使清政府的统治得到长久,反而还会加速清政府的覆灭。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席卷西方各国,西方国家因此走上富强之路。而后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使国力大增。此时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与世界潮流相逆的。而清廷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他们都不会从本质上削弱自己的权力,他们都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追随者。所以,无论他们之中哪个独揽大权、登上皇位都不会改变清王朝走向灭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