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关学之三原学派

“三原学派”又被称为“关学别派”，是以明王恕为代表的学派。因恕以及门下多为陕西三原一带人，故名叫“三原学派”。理论无多建树，为程朱绪余。赞成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说，觉得“盖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既知其性，则知天理之流行，而付于物者，亦不外是矣”（《明儒学案·三原学案》）。

又觉得“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无人欲，有人欲即无天理”（同上）。为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同上）。为人处事倡导“中和”，强调“天下之事，处之得中则成，不得中则不成，故中为天下处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则行，不和则不行，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石渠意见》）。

学派重气节和风土，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影响三原土风民俗甚大，门内亦多以气节而出名。其后学观念各有不同，马理“墨守主敬穷理之传”；韩邦奇明于数学，“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杨爵主“天人一理”，注重“中和”；王之士则潜心理学，又南下问学于许孚远，转宗湛若水之学。

三原学派创立者王恕，字忠贯，号介庵，晚年又号石渠，明朝中期陕西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不详其师承，但由学术能够窥见受关学和洛学影响较显著。该派专家学者有王承裕，马理，杨爵等。王承裕，为王恕的儿子，受家学，曾讲学于宏道书院，马理为其徒弟。该学派以实践儒说为主导，于哲理少有发明，然而也是有自身的看法。

该学派认为“我”是宇宙的本身。觉得：“天地之育，我育之也；万物之育，找育之也。”（杨爵《论学》）又觉得人性来源于天。说白了“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真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石渠意见》）“中和”是“性命本然之则”，致“中和”，便是“止至善”（《论学》）。

社会伦理观是“存天理，去人欲”。觉得“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天人俗，有人欲即无天理”（《石渠意见》），“人能不以饥渴贫溅动其心，则大本立而过人远矣”。这很明显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持续。社会政治是反荒淫，反腐暴，认为存恤百性。鉴于“去人欲”，觉得“人心”一动，便是“人欲”，人心一动，就走在危险的道路上，丧德灭身，亡国败家都因为此（杨爵：《漫录》）所以说“人心惟危”，且又引《尚书。

五子之歌》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王恕巡抚云南，揭露宦官钱能等贪恶行为，使钱能遭罢撤。王恕在知杨州任上，岁饥请赈，不待批准意旨下发即先行开仓发粟，使灾民可免于沟壑。杨爵在御史任上，上书言五事，反腐暴，反不恤民。因而遭五年牢狱而不侮，并说：“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休，不为流俗所惑”。

可是“志在经济”的王恕，既不主张推行井田制，也并不主张均田，面对“人稠地狭”和“户口年年有消长”的农村现状颇无献策。该学派徘徊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中间。觉得“鬼神以物为体，而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所栖是也”（《石渠意见》）。但又觉得：说它存在就好像存有，但“非实有也”。该学派主要作品有王恕《石渠意见》；韩邦奇《乐志》；杨爵《沦学》，《慢录》。

学术界曾有观点觉得，《三原学派》仅为明时关学一大重要流脉，其实不是，学问自有其承传之理，清朝或者说清朝末年，《三原学派》可以说又做到了一次高潮迭起，陕西近现代很多知名人士皆出自于此。这一载体便是三原宏道书院。它是陕西省关中明，清四大书院之一。为明朝三原县北城人王承裕（字天宇，嘉靖时户部尚书）创立。弘治癸丑年（1493）王承裕举进士后守候其父王恕（字宗贯，孝宗时曾任吏部尚书）回县，一些士大夫向他请教，便借僧舍为授课之所，题名：“宏道书屋”。弘治乙卯年（1495），王承裕上京当官，当了好多个月的兵部尚书，患病回里。这时候向他请教者更众，因此，众议募捐，借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修建书院。

宏道书院以“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的儒教作为学习的核心内容，把“博学，审讯，慎思，明辩，笃行”做为办学的服务宗旨，并鉴于宋朱熹所办白鹿洞书院《书院教条》订立学规20条，对“明德，游艺以及会食，归宁（指回家探亲）”等都是有严格要求，考经堂内存有上千卷书本材料，王承裕每日向学员讲四书五经，告老归来的王恕有时候也到书院给同学以指教。书院学员分20岁前后和10岁上下二种，有堂上学员与堂外学员的区分，都按勤奋与懒惰，考试成绩好坏做为升，降级的标淮。

那时候书院学员中知名者颇多，如马理，吕，康海，秦伟，雒昂等。至清朝，从书院中肄业而就职朝中者如高陵白遇道，礼泉宋伯鲁等，均一时之名流。道光十年（1830），陕西省督学周之桢重新修书院，使宏道变成陕（西），甘（肃）两省学土深造的地方。道光二十三年（1843），督学沈兆霖，倡导社会各界捐款扩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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