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对我国历史有过影响吗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1936年在浙江杭县（现属余杭县）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为什么说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文化在近年出镜率颇高。这一距今5300～4300年的考古学文化，曾经在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地区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在5月15、16日评选出的“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竟同时有两项与良渚文化有关的发现赫然列于榜单，分别是江苏蒋庄遗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有两项发掘成果入选“十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的5月13日晚，“渚水萦回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良渚文化专题”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江苏蒋庄遗址、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及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者就遗址的发掘情况和意义做了精彩的报告。这三项发现均入围“十大”25项初选榜单，而且都与良渚文化有关。笔者听取完报告后的感受是，“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工作者此番集中亮剑，样样都是干货，但可惜两天后的“十大”必然有两项是失意者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向来强调时代与地域平衡的“十大”最终选择了其中两项，足见良渚文化近年的新发现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从“文明曙光”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如果从1936年施昕更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今年正是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在20年前，人们对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尚犹豫不决，如石兴邦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总结时概括为曙光论、文明形成论、未定论。当时除了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很少有人强调良渚文化已经明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当时对良渚文化的流行表述是“东方文明之光”或“文明曙光”，虽然不否认其成就，但也只是肯定它是曙光一缕而已。良渚文化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认识的历史。二十载过去之后，画风突变，大家对良渚文化的推崇似乎无以复加。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近年来良渚遗址加快推进“申遗”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由于现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曾经作为常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似乎变得底气不足，而21世纪以来逐步推进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扮演着通过考古学回溯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角色。正在实施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将良渚古城及之后的陶寺古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实证，认为它们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一些长期关注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表述。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强调，“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出来”。良渚文化历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刻画符号，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存在文字，甚至是商周文字的前身。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不同的场合指出，“良渚古国是目前能够说明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最主要的证据”，“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再如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掘领队王宁远强调，“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近年来一些介绍良渚文化的书籍，则冠以“文明的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之类的书名。究竟是什么让良渚文化得到学者们的垂青？又是什么让良渚文化一跃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呢？良渚文化石钺上的刻画符号发现之路按照考古学的惯例，良渚文化因最早在余杭良渚开展考古工作而得名。余杭现在是杭州市的一个区，良渚是余杭下面的一个镇。巧合的是，良渚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在80年的发掘中，不断被证实为良渚文化核心区的核心所在。其实，在施昕更首度开展发掘工作之前，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当地史前文化的追索。甚至可以说，他们更早发现了良渚文化，但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弟子，卫聚贤在1930年开展了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六朝墓葬的发掘，同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此后，卫聚贤、慎微之、何天行、陈志良、金祖同等人在江浙一带不断采集、探掘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中便包括良渚文化的器物。在此基础上，卫聚贤和慎微之分别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均认为中国文化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东南江浙一带。这一论调姑且称为“东南中心说”，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但在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之前，毕竟提供了多元论的一种可能。这一说法对“中原中心说”根深蒂固的学术界而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乃至于有人认为这些出土的石器只是周代末年的产物，“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这场争论的文章大多收入1937出版的《吴越文化论丛》一书。该书是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产物，而吴越史地研究会是1936年8月由卫聚贤、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卫聚贤等人还在1936年5月初步发掘了今杭州市区的古荡遗址，这是第一次与良渚文化有关的考古发掘，并出版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是长江下游第一份史前发掘报告。参与此次发掘的青年施昕更联想到老家良渚也有类似的器物发现，因而回乡调查，后来代表西湖博物馆于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间在良渚进行了3次小规模的发掘，并撰写了著名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的发掘，被视作良渚文化发现之始，也被视作现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的首次成功实践。而何天行在1935年便在良渚一带进行调查，他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出版。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的今天，我们强调施昕更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吴越史地研究会及卫聚贤、何天行等的筚路蓝缕之功。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