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在南方了，为什么政治中心大多还在北方？
政治中心从来是要考虑战争便利性，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改朝换代战争是自北向南收取天下，所以大部分朝代也都是考虑面南背北，即便有南方来敌，也能处于优势。
而经济中心考虑的是交通便利性，原材料便利性，务工便利性，你想想东北冬季那么漫长，一搞就是大雪封路，零下二三十度，在当时，开不了工，发不了货，太耽误事，人都要吃饭，开支不变，效率低。商业难移是必然的。
从地缘来讲，宋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加强北方的军事力量重中之重，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传递方式，政治中心不能过于遥远。
古代上朝时没有普通话，全都是方言，皇帝能听懂吗？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看来，我们的很多读者为古代皇帝真是操碎了心！
中国幅员辽阔，口音杂异，村村有方言，市市不相同，远的不说，清朝的皇帝，都是满洲的后裔，就是东北三省那一旮沓的，如果皇帝都操着一口东北腔，那大殿之上估计天天上演二人转，想想都酸爽。
其实，我们真的想多了，这个问题，古人早就已经完美解决了。
清朝的时候，皇子皇孙们从5岁就开始接受残酷的宫廷教育，要接受满、汉、蒙、藏四种御教，要掌握4种语言，而我们现在小学三年级才接触英语，是不是有一种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
但是，全国方言千百种，光学会满、汉、蒙、藏也不管用呀，怎么办呢？
很简单，制定“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这个事儿，从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西周一直到宋朝的两千多年间，都是以洛阳地区的语言为官方语言，（河南人眼泪汪汪的，“卧骄傲呀”）
而到了元代，经济中心向北京一带发展，官话的标准就由中原音逐渐改为北京音了，到了明代，标准音就有了很重的南京音北京音特点，明清时期，朝廷官话就和现在的普通话很像了。
1867年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提到：“官话作为口语媒介不只是属于官吏和知识阶层，而且属于近五分之四的帝国民众”。明初朝鲜人的汉语教材《老乞大》、《朴事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
元末明初朝鲜汉语课本《老乞大》
皇帝怎么才能听懂大臣说的话呢？
首先，皇帝的交际圈其实是比较窄的，能经常和皇上说上话的人，就那么几个，要么是和皇帝一个地方的人，方言相同，要么是长久陪伴皇帝的人，这些人能完美的掌握官话，问题解决了。
其次，如果是新任职的官员或者是要觐见皇帝的外地官员，需要到六部之一的礼部参加演礼，主要内容就是基本的礼仪和官话培训。
遇到大神级的皇帝，语言问题就不是个事儿。康熙就是一个牛人，《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即可识辨。
再说了，要想在官场混下去，混的好，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必须学好官话，不然会被人小看的。
第三，最难懂的应该是南方的语音，雍正对闽广官员带着乡音的官话上朝非常反感，还因此怀疑他们的做官能力。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事，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判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工晓乎？”所以，雍正要求福建、两广建立正音书院，聘请官话教官，童生、秀才、举人要在八年内学好官话，否则就不准参加考试，官话直接和乌纱帽挂钩了，一声令下，全国掀起了学习官话的热潮。
清高宗乾隆帝
有人就因为方言出事儿了
清朝初期，官场上频繁出现“冒籍”现象，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高考移民”，和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清朝时，江浙地区文化程度高，直隶地区相对差一些，朝廷就在中举人数上对直隶地区进行照顾，当时的户籍制度相对松散，有的人家就钻“易地考试”的空子。
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乾隆专门设立了一个“审音御史”，一是听参加考试的举子的口音，杜绝“易地考试”，二是听新晋官员的口音，杜绝回家乡当官。
乾隆二十四年，浙江绍兴府通判张廷泰走关系，得到了面见乾隆的机会，乾隆首先问张廷泰的籍贯，张廷泰说是顺天府（今北京）人，乾隆脸色就变了，张廷泰的绍兴口音被乾隆听出来了，就把审音御史叫过来“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意思是，几句话我就能听出来他是南方人，你这个审音御史是干什么吃的，绍兴人怎么能当绍兴通判。然后一道圣旨，将张廷泰调到福建任职，罚了审音御史三个月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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