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周朝可以延续八百年，而之后的王朝最多三百年而已，再没能超过周朝呢？
周朝初期的文化
一般认为商朝时期比较迷信鬼神上帝，每遇事必占卜。虽然从《尚书》看也不全然，因为商朝有德的君臣也会讲德政仁爱，如太甲中伊尹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中国文化起手是河洛易卦，就必然是讲道德修真的，不可能完全迷于鬼神。但是，每个朝代的文化组成结构、侧重、特点大体还是有差异。商末大概商王懈怠腐化得厉害，对鬼神也更迷信，于是也引起政治败坏，王朝更替。到周朝建立，必然总结前朝败因，进行文化变革调整。于是，有周朝初期的比较倾向于人文的文化变化和周公制礼作乐。
这些文化变化中首先是从商朝的对上帝的更多崇拜转而更讲敬天。天的观念商朝也不是没有，“惟天无亲”这个词已经有天了。据说甲骨文中天由一和大两个字素构成，已经有宇宙万物全体和本源的意思。到了周代，一般认为更侧重天的理念，而少讲上帝了。天相对来说更抽象更有义理内涵。天，从一从大，太一，就是宇宙本源宇宙全体。天又有形象，与地对应而在上，表示崇高，至高无上。在易理上，天在卦为乾，含义是健，健而不息之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而天也包含宇宙天地的主宰的一面，就是帝，上帝，昊天上帝，俗称老天爷。天与易理紧密联系，不是上帝一词好像只有人格最高神的一面。“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的义理内涵显然不是上帝一词含义能比的。
人与天的关系也不只是上帝来主宰。周文化人文的重要体现就是人是一个道德的承载，要以德配天。中国人敬天，回归到人自身，从讲天理到讲良知，以自己的修为去替天行道，参赞化育，天人合一。人以道德承受天命，道德丧失则失去天命。如此，人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终日乾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来从国运到个人福禄都与道德有内在联系。中庸讲:“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在政治上以德配天的集中体现就是明德慎罚。皇天无亲，惟德是铺。惟天不畀(音必，给与)不明厥德。明德是良政的理念根基，慎罚是德政的法律准则。道德教化，正面引导，鼓励良善，善善，是解决应该怎么做正确，是与宇宙本质本源____天相应的言行，是天嘉许的。适当的刑罚是对不良善的恶的言行的禁止、惩罚，恶恶，恶也是天所厌弃的。赏善罚恶，使人怀惠畏威，也是一切宗教、组织甚至军事组织的基本运作方法。后来儒家讲德主刑辅，今天也不能不讲德法并举，都可以说周朝已经立下文化根基了。万古不易！
皇天是万物之宗，祖先是人类之宗。天与祖是有关宗之教化的两个根本内容，人师法天地，推及人事则讲敬宗、法祖，于是敬天法祖一词高度概念了这一宗之教文化的特点。敬天法祖成为周礼的核心信仰和高度概括，天就是昊天上帝；祖就是宗庙的祖先神。天神称祀，宗庙称享，祭祀天神称为外事，祭祀宗庙称为内事。《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宗庙所祭者一家之亲，内神也，故曰内事；郊社及山川之属所祭者天下一国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朱熹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在易学类象上乾为天也为老人，配天以祖，有易理根据，亦所以尊祖也。祖先也是汉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敬是态度，法是学习，天是昊天上帝，祖是人类起源，且中华祖先师法天地示天下以万物本质和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要用敬畏严谨的态度去学习和应用自然规律！这就是敬天法祖的根本精神。中国人的思维至今喜欢在文化上找根源，大体与易学包纳万象含天地物理，上古文化博大精深玄妙难测有关。所以中国文化有根基，是千古演绎流变，流变中涵摄融合的。
一国之政的明德的根本体现是保民。这也是从商末崇拜上帝鬼神，但终究亡国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产生的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斯民斯土是国家存在的根基，有斯民有斯土，民是一国之本，在周朝已经明确表现出来了。易经中有“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卫无疆。”“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此后，无论是史书还是诸子思想中的崇民重民的思想都可以说根源于此。到元初讲敬天爱民，到明朝批判君权，学者儒士说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天下为主，君为客。”欲以“众治”取代“独治”。成为清末、民国以后民主革命的文化根脉，都可以看做这一时代保民思想的发展。历史如江河滔滔，其源其流！
《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说礼在更早时主要体现人与神的关系，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到周朝周公制礼虽然不可能不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应该是更着意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更多加强了礼的人文内容和体现。周公制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的含义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使礼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也是周朝人文文化发展的一个体现。
“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制礼作乐，乐也是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乐不仅是娱情的，也有了治世的功能。
周朝还明确了传子、嫡长子制度，使传子传弟并存的商朝王权继承制度有了历史性变化。同姓不婚，出于伦理和生理两方面的考虑，从西周时代起基本确立了同姓不婚制。“同姓不婚，惧不殖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认为同姓通婚将影响种族的繁衍和后代的素质。这大概是当时同姓基本同宗。后来姓氏演变复杂了，同姓血脉也远了，甚至未必同源。
周文化的一系列变化是后来文化演变的重要枢纽，引起后来春秋战国诸子的发华，儒家的人文主义成为中国文化主流。
我们祖先在文化上创造了很多理性思维上万古难易的东西。根子上在易。夏商周、汉唐明，虽然朝代时间不同，文明运动周期循环螺旋上升，总体上文明不断。
人类文明是很有意思的存在东西相对应的文明运动现象。当商末周初之际，正是旧约中传说的摩西（伊斯兰教称为穆萨）带犹太人出埃及到所谓应许之地迦南的时代，是摩西十戒确立的时代，是西部出现一神教的时代。后来，这个单一神宗教演变出基督教、伊斯兰教，是西部文明背景一神宗教化的开端，也是后来宗教纷争、宗教战争的文化源头。
看《旧新约》，与易学文化相比，可以说其宗教文化简直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据说旧新约是一代代所谓先知记录的，其中有什么神的话。但是，旧约中那个神太暴戾了，动不动发什么烈怒伤人，简单不象个神，而是一个暴君甚至魔鬼。而耶和华按自己形象造人的说法也与其神无形无相的说法有矛盾，当然了，信教的人会极力调和这个矛盾，但是，神如果真的显形又为什么是人的形象呢？显然这是人编造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西教中没有合理的教化。如新约中耶稣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与儒家“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很类似。而“爱人如己”也与儒家讲仁爱，讲“仁者爱人”很类似。我们也不能说西方走向羔帝一神教与商朝尊仰上帝是一样的，中国信上帝也是有易理基础的，不是空讲神造神启。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建立在易道根基上的人文理性文化是更有深厚精粹认识的，是从修养到易学象数、义理、科技、政治、生态环环紧扣的，有真理性认识的文化大系。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不向一神教发展并不是停留在多神信仰上，而是以真理性易学认识为基础向人文理性文化发展，是最早走出蒙昧的迷信神的文化与文明。所以，中华文明在文化起源上就更与现代文明精神有内在相通处，所以，这也是中华文明不间继，从上古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原因。
从伏羲到炎黄，从炎黄到尧舜禹，从尧舜禹到周文化，从周文化再到诸子百家，道家、儒家文化义理性层开，虽然不同时代也伴随鬼神谶纬之类，但易道儒的象数义理的深厚学理性基础和人文理性精神是越发展越好。而明易理与道儒学说，也发现对西方教是有义理的包含与超越的。如旧约中神七日创世，在中华有一画开天和女娲七日造人有类似性，但一画开天有易学体系支持。如造亚当、夏娃，这在现代科学理性背景下大家很明了是胡说。但以易理理解，这是一画开天演化出乾为天，而乾卦变爻而为坤。易理提示的人文理性到今天可以实际检验，用卦预测至今体系不变。所以，中华文化终极文化的理性与文化的完整是世界上最好的。今天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了解中华文化都应该服膺中华文化的精深与真理性的万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