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金文的书法特点

1、图式化倾向与制作上的修饰我们见到的殷商金文书法作品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字，且多与图案结合在一起，组成族徽等图案形式。即使纯文字作品，其文字式样也会处理成图案样式。当中尤其是带“亚”字的作品，由“亚”字构成方框，其他字一般都安排在方框之内，图案化的特征很浓。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殷商中期至晚期，如《母戊鼎铭》、《妇好方鼎铭》、《亚方鼎铭》、《父癸卣铭》等。在这些作品中，文字结构大都被表现为图式化的形象，用笔的痕迹多被修饰加工过，部分笔画甚至是通过图形块面的形式进行表达，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书写笔画。这些族徽图案的形式，其渊源甚至可追溯到与该图案相对应的族群远古时候的图腾，故而往往能透露出古朴深邃、浪漫诡谲的视觉效果。到晚商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才逐渐多起来，但篇幅还是在几十字以内，像西周时的长篇铭文仍然未有出现。这个时期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等范围，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其卣器铭》。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很多都有上述所讲的族徽图案与铭文同时出现的，并未完全被书写性的文字形式所代替，如《六祀其卣器铭》，作品的下部就是亚貘族名的族徽图案。在铭文的文字制作上，经常出现部分文字笔画经过修饰加粗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西周初期的金文书法作品上，如商代作品《小臣俞尊器铭》、《二祀其卣器铭》、《四祀其卣器铭》、《戍鼎铭》和西周初年作品《何尊铭》、《大盂鼎铭》等。从这些作品的用笔上，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部分笔画在制作时被修饰加工变粗的痕迹。以《小臣俞尊器铭》为例：“丁”、“王”、“正”、“又”等字的部分用笔被加重强调了，而《四祀其卣器铭》，则有更多的笔画带有被修饰过的迹象。这种刻意加粗笔画的情况，实际上是更古老的象形文字表现形式，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一种遗存现象。以《二祀其卣器铭》为例，其涂写加粗的部分，大都具有象形表意的性质，其中如“令”、“兄”、“宾”、“遘”、“大”等字，其加粗的笔画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象形表意的作用。表现在作品中的这些族徽图案，和修饰加重的笔迹，付载于作品之中，往往成为作品视觉的重心，使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诡谲、奇幻与浪漫的色彩，构成了商代金文书法作品特有的艺术形式。2、与甲骨文互为关联的关系商代金文书法在出现的时间上与甲骨文是并行发展的。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考证，以现有见到的文字来看，金文比甲骨文出现的时间要稍早一点。金文在盘庚迁殷后出现，而现时见到的甲骨文则是殷中期以后的产物。从文字使用的角度讲，它们同属于一个体系，实质上是同一种字体，只是承载它们的载体及其制作方法不同，从而在视觉特征上产生出差异而矣。甲骨文是在龟甲或牛骨上用刀刻写出来的，字体在笔画上主要体现出刀刻的效果。笔画的起笔与收笔处较尖，笔画中段稍粗一些。青铜器铭文是通过制范铸造而成的，制范铸造的过程比甲骨文刻制的过程能更好地保存毛笔书写的特征，使得在不少铭文拓本上仍可以大致地看到毛笔书写的式样，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其卣器铭》等。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庄重厚实和古朴典雅。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在用笔和结体上仍大量地保存了甲骨文的特点。如在笔画的起笔收笔较尖，笔画中段较粗，行笔刚强劲健，结体自由奇肆，章法上多注意行距，而字距则根据字形的大小较随意排列等等。有些时候尖起尖收，中段粗壮的用笔特点更被大幅度夸张了，使尖者更尖，粗大者更粗，如《母戊鼎铭》、《四祀其卣器铭》等。有的金文作品与甲骨文作品从拓本上甚至很难加以区别开来，如《二祀其卣器铭》与《卜辞通篡第735》、《四祀其卣器铭》与《卜辞通篡第698》等。所不同的是，与甲骨文相同的书写特点，在金文作品上是通过人为的工艺修饰得来的，如《母戊鼎铭》、《四祀其卣器铭》，从作品中可以看出，除图式化的文字外，用笔上的尖起尖收，笔画中段异常粗壮等，是被刻意修饰加工出来的，这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下意识地为了更接近于甲骨文的书写特点而作出的举动。在金文中被加重填实的笔画，在甲骨文那里一般只是把这种笔画刻出个外框，如金文的“丙”、“丁”、“王”与甲骨文的“丙”、“丁”、“王”字等。有的甲骨文作品在风格上也很像是金文，如《卜辞通篡第578》。如果将来能出土一些反映在其他载体上的商代文字形式，相信其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应该大同小异，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相同的一种文字书体，只是放置在不同的载体上，有着不同的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差异，从而产生出各自不同的视觉效果。3、对艺术个性的宽容在商代社会，艺术上对个性的宽容并不表现在社会的主观意识上，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会具有刺激个性的发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丛文俊语）。商代金文书法上表现出来对艺术个性的宽容，只是从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对当时作品作出的客观评价。在当时艺术作品个性风格的存在，主要表现为下意识的表达与接受上的宽容，但对于今天学习金文书法的人来讲，则显然是一份来自上古时代异常珍贵的礼物。商代的金文书法作品，章法、结构、用笔自然随意，不同的作品，形式上的差距可以非常大，如《二祀其卣器铭》、《四祀其卣器铭》、《六祀其卣器铭》，为其家族的器铭，从铭文的纪年上看，书写与制作时间相差只有四年，但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明显可以看到作品并非出于一人，书法风格上的差异相当明显。事实上，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可以讲每件作品都能看到不同于其他作品而各自独立的个性特点，如《小子卣器铭》、《丙申角器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书法审美表达上对艺术个性的容忍和接受，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特色有着重要的关系。早期的殷商人属于游牧民族，好饮酒，性格天然奔放。笃信鬼神，崇尚占卜巫祝之道。金文书法艺术个性上的表现皆源于当时人们个性的自然流露。它之所以能够为当时时代所接受，得以保存至今，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还处于文明的初级阶段有一定的关系，和我们现时在艺术创作时对作品个性风格的刻意追求有着天渊之别。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带有明显的文化差别。而在个体意识的流露上，商代也不可能像西周那样受到“礼乐”制度过多的规范。这些蕴涵在殷商时期金文书法之中丰富的个性表达，又为我们今天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范例。4、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的境界殷商时期金文书法作品的艺术境界是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的，当我们欣赏殷商早期带有图式化的作品和《小臣俞尊器铭》、《二祀其卣器铭》、《四祀其卣器铭》、《六祀其卣器铭》等作品时，有如置身于远古先民神秘和浪漫的生活情调之中。这除了殷商时代距离我们现时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我们对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并不太了解，自然产生出某种神秘和向往的感觉外，商人在鬼神信仰上的特质，以及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抽象地反映到作品的境界上，才是令人感觉到商代金文书法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的关键所在。面对殷商人灿烂的文化遗存，郭沫若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商人气质倾向艺术，彝器之制作精绝千古。而好饮酒，好田猎，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现实之证。”殷商人豪放浪漫，对自然界未知的一切，由于科技能力上的因素，人们无法作出科学解答，只能对它怀着崇敬的心态。原始的宗教、巫盅更使当时人们的生活充满诡秘的色彩。这一切，都影响着殷商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直接或间接地令殷商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在气格上变得神秘诡谲，自然天成，瑰丽多姿，创作手法上无拘无束，变化丰富，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魅力。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就恍如置身于山野大泽间离奇怪异的岩画前，那些捉摸不定、变幻莫测又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无穷！上述四点，反映在商周金文书法的演变上是非常突出的。商代文明的灿烂和古朴，商代原始宗教的诡秘和奇肆，都源于当时历史文化和科技能力的支配。在商周金文书法的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我认为商代金文书法的诡秘和奇肆、刚劲和豪放、丰富和自由，是最值得我们更多地去研究和学习的，它所反映出来在创作审美表达上的容忍和自由，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也一样值得我们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