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天人合一”新解》中认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季羡林主张“天人合一”思想拯救西方，在季羡林看来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季羡林开出的药方就回归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季羡林把“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声称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杨振宁的结论就是，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早在1983年香港大学一场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就认为，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5个原因是：中国近代缺乏资本主义，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人文哲学，中国古代教育缺乏“自然哲学”内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古代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传统。

杨振宁的观点并非是孤例，代表了科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东方思维的看法。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22年《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说得干脆，“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文化学者启良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为君主专制，就是因为它的哲学根基为‘天人合一’；而西方的民主政治，不论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近代社会，都是因为其‘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科学。西方人自古具有科学理性，就是因为他们将自然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来看待和研究，寻问其究竟；中国人的科学理性一直未能培养起来，就在于他们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从不把外物对象化、客体化，自然也就不可能去寻问自然的奥秘。”(《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之大人所共知。季羡林理解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季羡林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过于简单偏颇，还赋予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实际上严重脱离了“天人合一”的本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很少指称大自然，将“天人合一”仅仅诠释为人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表达，事实上相当片面和肤浅。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葛剑雄《古今之变》）

“天人合一”之“天”主要有神灵之“天”、义理之“天”、人格之“天”；“天人合一”之“人”，或为人力、人道、人为、人欲。历代对“天”的诠释，冯友兰概括为五种：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

“天人合一”早期思想，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后来“天人合一”逐步发展演绎，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达到成熟。

学者徐友渔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并不是生态伦理。他说：“其实，把‘天人合一’说成是生态伦理或自然保护哲学是曲意解释。这个观点最早出现时，天是一种人格神，在汉朝董仲舒那里天是百神中之大君，天人合一论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只有在庄子那里，才勉强符合上述解释，但它从未起到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徐友渔.《90年代社会思潮》）

季羡林想用“天人合一”去拯救西方，解决生态危机，有点自作多情。季羡林可能不知道，我们天天喊着天人合一，世界碳排放总量却是居世界第一，我们的环保压力比西方大得多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普遍的关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色和平运动的发展迅速，生态伦理思想的诞生，促进了环境立法。环保问题，已经成为西方打压中国的重要工具。

“天人合一”思想不是中国独有的，季羡林承认印度也有。北大的王铭铭也说过，有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祖宗也是“天人合一”的。（王铭铭《天人合一”与“他者”：为回应某些论述而做的准备工作》）

历史学者何兆武指出，“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的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的呢?甚至于不妨说，凡是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就不是哲学。所以天人合一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哲学家的特征。它是一切哲学家的本质和鹄的，问题只在于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论证。”（何兆武《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