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历史上的“三大家族”究竟有多牛？

题主说的并不全，完整的是：

“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何家的书箱子”

说的是唐家官多势大，高家田广谷丰，华家商贾巨富，何家读书人多。

唐家贵阳三大家族中的唐家因世代在朝为官多，被坊间称为“顶子多”，即官位，顶戴花翎，而唐家也以此为主要标识，并流传至今。

拒资料记载，自清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唐氏一门有功名者二十余人，其家族中的唐源淮、唐树义、唐炯在清朝末年仕途上颇有建树，可谓官宦世家。

高家俗称高家花园，曾为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介于贵阳市云岩区文笔街，曾是贵阳赫赫有名的大公馆、大花园，为清乾隆以来高氏聚居的住宅。高家田产多，在当地曾拥有大片田地，谷物满仓。

高家花园又叫怡园，坐北朝南，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为高廷瑶所建。现在，以被列为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了。

华家华家以钱多而闻名。以华之鸿为代表的贵阳华氏家族，清同治年间因避乱迁居贵阳，开始经营永隆裕盐号致富。至华之鸿时已达顶峰，其时已成为清末民初贵州最大的企业家，也是当时贵州政坛的重要人物之一。（图为华之鸿）

清末民初，华之鸿开始办实业，涉足多个企业，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华家大院位于贵阳电台街，1924年建成，为私家园林。现在已被列为革命旧址和文物保护单位。

在下不才，作了三首诗来解题。

屯田北衙百余年，无独有偶高家谷。自有廷瑶置田地，富甲一方梦成真。

百万家业为民营，救国济贫三代生。担子一去释千斤，报国无门华家银。

谁人不知唐家顶，百年大院今朝在。成山之处出才子，乱世古物尚犹存。

这就是我对广为传播的民谣：“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里面这个贵阳三大家族的一些概括。

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虽说省会，但贵州这块土地处于西南地区，山高水深，道路崎岖，对于现代来说交通仍然是较不发达的。那么这三大家族是如何在交通更不发达的清朝，发展起来并且在清朝廷获得名声较高的呢？

高家的谷子上文提到的“自有廷瑶置田地，富甲一方梦成真”便可知，高廷瑶在高家发展史上还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高家花园

高廷瑶字青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人，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高廷瑶在任期间，为官正直，办事认真，判案公平。曾平反过不少冤假错案，政治名声颇高，所到之处，吏畏民怀。

当然高廷瑶必须还得拥有强大的经济头脑，才能将高家的事业发展到顶峰，才能使高家名声赫赫。

在高廷瑶之前，高家祖辈就屯田北衙，经营农业已经有100余年，并且在定番（贵州今惠水县）、广顺等地方已经拥有大量土地。

在当时已经称得上农业大户，这也为高廷瑶将高家农业生产发展到高潮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高廷瑶当官，俸禄不少，但高廷瑶和其他朝廷官员不一样，别人是将俸禄挥霍，及时行乐。但高廷瑶却将多余的钱财用来购买土地，置办产业。并且兢兢业业，精心经营农业，渐富甲一方。

高廷瑶时期高家到底拥有多少土地，高家的后人不太清楚，也没有史书记载。但仅凭北衙十三寨的田地就能收地租两千多担，约合二、三十万斤粮食。可见高家土地拥有量是非常之多。

在那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数据了。由此可知高家是有多厉害多牛了，不然怎对得起“高家的谷子”这个称号呢？

华家的银子清朝同治初年，因为要避乱，唐家人迁居西南地区贵阳，并且在贵阳经营起了一些产业，并且通过盐业积累了百万资产。

俗话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要想获得更大的资产光经营盐业是不可能的。

华家也算是非常有经商头脑的人，雄心勃勃的华家人便开始了其他产业的经营。其中投资最大的就是永丰抄纸厂，耗银60万。兼经营的还有文通书局，煤矿等其他实业，成为了当时著名的企业家。

华家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就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三代人。华家产业始于华连辉，苦干多年，为华之鸿扩大生产奠定了经济基础。

华之鸿接手时，国祸当头，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列强不断地打击民族企业家，战乱不断。在这样及其艰苦的条件下，华之鸿不畏艰险，坚持开展民族企业，为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并将华家产业经营到了黄金时期，华之鸿时期也是华家的积蓄最多，最厚实，产业发展达到了顶峰。

华之鸿过后华家产业仍有发展，但在华问渠期间就从市场消失了，但这不是华问渠无能，而是另有原因。

唐家的顶子在赫赫有名的三大家族中，专家对高家、华家的家史、家业等方面的研究均基本明了。唯有在对唐家的历史研究，只知道一些碎片，详细的讲解并没有形成体系。

唐家人做官有很长的时间，从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至今，成山唐氏已传十余代，时间跨度达四百年之久，唐家的顶子便以此由来。

以唐源准、唐树义、唐炯为代表的成山唐氏才子，在历史长河中风采依旧不输前人。至于唐家人是如何到达贵州贵阳发展，并且成山有所发展，并没有史书详细地说明。

但有关成山文化发展倒有一说。据说清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事，贵州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战乱。出于保护祖宗之地的需要，唐氏家族成员对“别业”所在地是不提的，对外仅以“成山”二字掩饰。

“成山唐氏”只有少数人知道，但这些人辞世后，除了唐炯的儿孙辈，外界几乎无人知道“成山”的具体地点。在厚重的历史烟尘掩盖下，迷雾重重。“成山唐氏”渐渐远去，寻找成山真面目的道路更加曲折，不知真迹。

这三大家族在贵阳风生水起，名扬在外，但都有不同的结局。高家后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不是拥有更多的土地。日本局部侵华战争开始后高家子弟在祖国陷入危机之时，踊跃参加革命，保家卫国，视死如归，可谓是后代有为，为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

此外，作为名门望族的高家，也算是门庭森严，戒备有加。于是在当家人高言志的建议之下，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把高家花园选为了革命工作地点。

唐家人可谓忠于祖国，恪于职守，在民国时期也积极参加到建国之中。

据历史唐氏家谱有关资料记载，唐炯一位孙子唐瑞铜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民国二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此后他还参与筹建了中行贵州分行、重庆分行，是中国银行的主要筹备人。

华家的子孙同样对祖国有着重要的贡献，但结局却最悲惨。华问渠一直经营家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日期间也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一直坚守着民族企业的发展。

但在1957年，华问渠就被划分为了右派。三代创业，一心为国，却蒙冤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不幸，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探寻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的损失与沉痛的教训。

失去的永远不可能再回来，爱国人士的心也会碎，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不忘历史之痛。

华家的冤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平反的。我想华家被冤死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爱国之人的泪终于可以不白流，愿爱国人士长眠时不再怨恨。